近一段时期以来，因诸多高考“状元”弃北大清华而转投香港大学的现象，引发了“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的激烈争论，更引发了广大阶层对中国教育的反思：中国的教育病了，病在哪里，如何拯救？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中外各地的大学校长痛陈中国教育之弊，以图开出拯救教育的良方。

　　谈招生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我是做应用科学的。我们设计一个系统，不会把命脉都放在一两个结点上。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要崩溃。可现在的高考招生就是这样一个节点，高考招生模式是被人为地单一化了。”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现在的高考规则基本上是没有第二志愿的规则，如果你的第一志愿不能被录取，而第二志愿的学校又已录满，那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因此学生在填报志愿时要为此承担很大的风险。在世界很多国家，成绩优异的学生是可以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的，学生最后要做的事情是作出上哪所大学的决定，这本属于学生的权利。”

　　谈教学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我校在分析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时发现，80%研究生对老师的评价是优秀，但本科生不同——敢于表达不满，评价也较公正客观。所以将教师推到本科生面前，能够迫使其提高水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伊安洽博：“本科生教学，是为培养下一代研究型人才做好准备，这是大学的神圣责任。教学会对科研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并不多，对学科重视的教师必须努力培养下一代，教学上不去是很难成为好老师的。所以，我校规定，重点研究学科必须设立本科系所，教师不能光搞科研不上课。不过，我也不排斥部分教师为了自己在科研方面的伟大著作，而一两年离开教学岗位。”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我尤其希望刚毕业的博士少上课，教授多上课。年轻博士是思想最活跃的人群，如果不给他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去搞科研，就太可惜了。”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哪怕是培养研究生，教授也应该安排尽可能多的面对面讨论机会，不能随意让身边的博士后等人代课。”

　　谈学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我是研究机器人的，希望机器越来越像人，但作为校长，我担心把人培养得像机器。现在的学生大学一毕业就像一个小老头，没有童真，没有灵气。但这不能怪孩子，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把他训练成这样的。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考大学，功利化的因素使他们对其他事情丧失兴趣。”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上海财经大学一名从海外招聘回来的学者，经过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内的学生学习状态像一条抛物线，从小学开始努力学习，在中学时压力达到顶点，进入大学后就放松下来。而发达国家则与之相反，中小学阶段是放松的学习，到了大学就严格要求。”

　　谈创新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目前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是先把青年学生的创造性扼杀完了，然后又要他们去创新，那怎么创造得出来呢？”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培养创新型人才应该是一个系列工程，大学不过是中间的一个阶段。因此基础教育与大学人才培养是怎样的关系、目前我们基础教育的现状对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长期以来，中国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青年学生，都没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与过去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方式直接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教育者本身都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学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没有制度的改革，就束缚了思想的创新、观念的创新。”

　　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一个产品的成功有时并不都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决定的。所以一个新工程师应该具备商业头脑，高等教育应该在教授理工科课程的同时鼓励学生们的商业创意。”                     王董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