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一向是非常重视素质教育的，也一向是主张“不务正业”的。中国文人的第一作用就是当官，这也是学习的终极目标，所谓“学而优则仕”。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之为“文人”，好像与“仕”又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要为“仕”，那学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经典，但是你再是精通这些玩意儿，也不会有人把你当文人看，人们看的是对于“仕”来说是无用的东西，典型的就是“琴棋书画”这四件玩物。中国文化之风雅之端在于琴棋书画，所以，中国人总是把“文人”和“雅士”连接在一起，总是说“文人雅士”。“钱塘自古繁华”，自然，钱塘自古风雅。浙江的琴棋书画是中国琴棋书画的高端骄傲。

　　不求好听

　　只觅知音

　　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成系统的古琴流派就是“浙派”。

　　中国的古琴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至唐代已是大盛，但只有到了宋代才成系统。在宋代皇帝和著名文人中有着不少的古琴发烧友，如宋太祖、宋徽宗、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等等，也形成了一些流派的雏形，如京师、江西与两浙（浙东、浙西）。当时成玉涧在《琴论》中有一段经典评论说：“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唯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到了南宋，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杭州，文化中心也随波逐流，琴之浙派正式挂牌。

　　南宋之前琴谱以宫庭里的《阁谱》与民间的《江西谱》为流行，到了南宋，杭州的杨瓒编了一本《紫霞洞谱》，收曲468首，这在当时是收曲最多的了。

　　浙派古琴的宗师是南宋时浙江永嘉的郭楚望，他创作的《潇湘水云》至今还是古琴界最著名与最流行的曲目之一。在这之后，有毛敏仲、徐天民、徐秋山直到民国的浙派古琴大家徐元白到今天的徐匡华——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李连杰和鄄子丹在雨里打得不可开交时，那个在一边弹着古琴的老人就是他。

　　中国的琴并非西方音乐概念中的音乐与演奏，它的终端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心灵之沟通。所以，琴文化的最高经典与最高境界是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而“知音”不在就把自已的琴摔了，从此不再弹。因为，那是心声，那是言志，那是完全“个人”的言说。这从古琴的琴谱只记动作而没有旋律与节奏——这从音乐上看来是最重要的本体。中国人不是无法标记，是不要标记。琴完全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情而异、因景而异……个体的、自由的表达。当这种表达得到呼应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愉悦，这样的事情，古人以为人的一生能有一次机会就够了，所以说“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以手谈心

　　不得贪胜

　　浙江衢州的烂柯山是传说中围棋的发源地。

　　北魏时的郦道元《水经注》里面记录了一个关于围棋起源的故事。说，晋代有个叫王质的人，住在衢州，一天上石室山砍柴，看到有两个童子在下棋，看得入了迷。还没看完一局，童子说，你看，你的斧子柄都烂了。一看，果然。赶紧下山，到村子里发现已经是几十年之后了。这石室山从此就叫烂柯山了。而“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也是出之于此。

　　中国的棋，相传就是这样神奇地出现的。有考证说围棋始于黄帝，而我们却宁愿相信神奇。现在，不但在中国，世界上只要有围棋存在的地方，“烂柯”就是围棋的代称。这是因为，“烂柯”让围棋在超越时间与世俗中腾空而起。

　　至清代，浙江嘉兴的周懒予是独步南北的棋坛大师，而周每每都胜在“毫发之间”。有人评论说；“究其胜者，持先而不失也。”他说自己的决胜之法宝就是“宁失数子，不失一先”。“先”是如此之重要。人生如对奕，世事一局棋。今天浙江文化中的“敢为天下先”的“前列意识”也有渊源。当然，还有“变化多端”。

　　之后，杭州的徐星友是江苏黄龙士的学生，黄是当时棋圣。但徐后来居上与之齐名。徐和黄有十次有名的对局。当时，徐的棋力已经只与黄相差二子，而为了尊师，仍愿授三子。

　　清代棋坛有“四大家”之称。其中两家都是浙江海宁人。一为范西屏，一为施襄夏。他们俩在平湖下的十局棋就是中国围棋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当湖十局”。

　　棋，在中国又称“手谈”，它的终极目的不在竞赛而在交流“用手来谈心”。所以，围棋史上有“争棋无名局”的说法。而在中国围棋战法中的最高经典——唐代国手王积薪的《围棋十诀》中，第一条就是“不得贪胜”。大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意思。

　　书为心画

　　惠风和畅

　　浙江绍兴的兰亭是中国书法的圣地，而当时的会稽内史就是书圣王羲之，他在这里写下了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杰作《兰亭序》。

　　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当时的会稽内史王羲之召来了谢安、孙绰等一拨朋友在绍兴的兰亭搞派对。一天玩下来，诗就可以结集了，于是，就让王羲之写一个序。王乘着酒兴一挥而就，于是，这“序”，文成了古典文学史上的经典，进了《古文观止》；而字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天下第一”。没有兰亭就没有《兰亭序》。《兰亭序》是对大自然的礼赞，是对时间与生命的思考与感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有这样的“文”才有这样的“书”。而中国书法的至高境界是“书为心画”。而不是能写几笔好看的字。只有从心里出来的，不能言传之意，用书法“说”出，这才是“书法”。唐太宗评王羲之的书法说：“详察古今……尽善尽美，其唯逸少（王羲之）乎。”这里是用了伦理评价系统的最高范畴“善”来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而且，是把“善”放在审美评价的最高范畴“美”之上。

　　所以，在王羲之那里，思-文-书是一体的，关键是，它们都是从王羲之一个“人”的心里出来的。

　　自王羲之以后，浙江书坛之大师代不乏人。唐初四大家中的褚遂良，杭州人；元代书坛第一大家赵孟頫，湖州人；明四家中的倪元璐，上虞人；清代的赵之谦、吴昌硕……直至现当代的马一浮、沈曾植、张宗祥、陆维钊、沙孟海……真是不胜枚举。

　　澄怀观道

　　英雄本色

　　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用地域命名的画派就是“浙派”。

　　不知道为什么，浙江——当然也是中国，只有到了明代才有了“浙派”。其实，在明以前浙江的绘画也已经是大师云集，各领一代风骚。在南宋随着朝廷的南迁，杭州成了中国大画家的结集地，南宋四大家：马远、夏圭、李唐、刘松年都在这里。元代有中国文人画里程碑式的大师赵孟頫，而元代绘画的四大家中有三位是浙江的。但是，只有到了明代，等到浙江出了个戴文进，浙派才横空出世如日中天。

　　杭州人戴文进，年轻时在杭州画画就很有名了，后来被诏入京城做了宫庭画师。因为被同行嫉妒又生性耿直不善周旋，差点被杀头，潜逃回了杭州，最后，“死于穷途”。他自己说：“吾胸中颇有许多事业，怎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就是这样一个画家。融合了南方画派和北方画派的多种风格，卓然成家。一代宗师董其昌说：“国朝画史戴文进为大家”。董其昌就是那个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但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并不是要重视积累知识和开阔眼界,而是在接下去的——又往往是被忽视的话里：“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这就是中国画的核心理念“澄怀观道”——超越世俗直观世界与人生的真理的引用。这大概是因为，董其昌从浙派的雄健之中看到了中国文人“胸中脱去尘浊”之后胸中的山水与勇猛精进的气质。

　　接下来也是在明代，浙江的绍兴出了个徐文长——中国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创者。这位集军事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书法家、画家为一身的一代大师，他将自己不得志的一生、一腔的牢骚化成一池水墨泼向世界。

　　到了清代，上海滩上的海上画派独领风骚，一直笼罩中国画坛至今。而名为海上实为浙军。从画派的开创赵之谦到领军人物吴昌硕到中坚力量三任和蒲华无一不是浙江人。

　　二十世纪四大画家中，又有两位是浙江的，他们是黄宾虹与潘天寿。前者以大学问与大胸襟，以继往开来的姿态，以 “五十年之后才会被认识”的甘居寂寞的心态，“黑团团里墨团团墨团团里天地宽”，以“一炬之光”照亮了中国山水画一片新天地；而后者，以前无古人的大手笔，以“笔墨当随时代 ”的大气魄，开创了中国花鸟画的一个新时代，引领开创了新中国以来中国人物画坛最具影响的画派——“浙派人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