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再次来到这家婚介所时，吴女士拿出了合同和登记表。“不用写真名，你随便写一个化名好了。”我一边填，她一边在旁边指导：“工作单位就写杭州某高校；学历写本科好了；你的特点，就写温柔、知书达理，这些都是男人喜欢的；对男方的要求么，就写大度，有责任心。收入这一栏，写尚可。身高，1.70米以上；年龄，差个10岁不要紧。”

　　资料原来都是这样填写出来的。那所谓“高学历”会员资料的真实性又有什么保证呢？填完，她保证，我马上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了。

　　在交费第10天后，我终于见到了报上登的那位“物流老总”。

　　然而，“物流老总”却令我大失所望。他怎么看也无法与“成熟练达，幽默而富于涵养”等划上等号。

　　“你是老师？”“是的。”“教什么的？”“教哲学。”他和“练达”完全沾不上边，简单的对白之后，便是令人难堪的沉默。

　　“物流老总”文化程度显然不是很高，与高校教师难以合衬。吴女士自称做了多年红娘，难道连这点眼光都没有吗？

　　此后10多天，吴女士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记者也没有主动打电话给她。因为有不少拨打本报热线投诉婚介的人说，收了钱之后，婚介所就会渐渐把你“忘”了。这会和交费前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又过了许多天，吴女士终于有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