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走进大讲堂

　　王富仁要来了。

　　8月5日上午9点，浙江人文大讲堂将迎来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顶尖人物——王富仁教授。

　　这个名字，对于学术圈来说，3年前曾经以爆炸性的人才流动样式，在京城内外激起震荡：200万高薪，从北师大被延聘为汕头大学终身教授。这堪称当时国内高级知识分子“出走”的最高价码。

　　这次，王富仁将应邀在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为本报读者讲演：“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

　　●讲到忘我时

　　20年前，45岁的王富仁教授在浙江师范大学讲课，记者是台下专心聆听的一名大学生。

　　初见先生，平头，黑脸，即便穿了西装，也仍然有一种满出来的乡情本色；一开口，浑厚、中气都感受不到，声音有些沙哑。

　　但就是这么一个并不先声夺人的学者，开讲不到3分钟，满堂鸦雀无声，只有他的语言，就像一条流淌的河。

　　正当大家沉浸在他的博雅学识中情不自禁时，突然，“卟”地一声，从教授口中飞出一物，落在地上。王富仁弯腰捡起，“呼呼”吹了两下，侧身放回嘴里。大家这才哄堂大笑：原来是假牙掉了！

　　先生随即自嘲了一句，继续讲课，大家很快静下来。

　　而今，20年过去，先生讲课时的这个“忘我”细节，也伴随着他的博雅之气沉淀在记忆中。

　　大师是出人意料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因为卓越，也有人称您是大师级的人物。您觉得自己是大师吗？中国有大师吗？很多人在呼唤中国当代的大师、大儒，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王富仁（以下简称王）：首先，我绝不是大师。中国到底有没有大师？有，比如胡适、鲁迅。当代没人敢称大师，很多人由此叹息风华不再。不是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朝代的大师级人物，但通常是，过了这个时代，才会被大家普遍认可。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悲呼，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鲁迅的杂文，就是一种文化的高峰。大师的形成都是出人意料的，往往即时已经被意识到的，恰恰不是大师。文学作品也有乌七八糟的东西，哲学思想也会有胡言乱语，这并不可怕，不会触动人类的灵魂。能触动人类的普遍的灵魂的，一定是伟大的作品，语言的力量提到了人类没法达到的高度，恰恰正是因为这样，文化的力量，就成了语言的力量。罗素，之所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就是用语言征服人心的，这就是大师，不是实利性的物质的影响。孔子、老庄，都用语言影响了后代人的思想。

　　我们要追求整个民族的发展，而非大师

　　有人说，高等教育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出大师、大儒，并认为是教育方面的积弊导致出不了大师、大儒，对此我有不同意见。

　　整个文化的发展，无论在那个时代，都应落实到整个的民族，而不是落实到人；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发展，而取决于整体。任何时代都在呼喊大师。现代文学史学上，胡适、鲁迅在的时代，也在呼喊大师。怎么看待他是否是大师，怎么估价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怎么评价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是靠大师，大师是别人封赠的，大师没有标准，与其从有没有大师来感受一个时代的文化，不如从文化的创造、发展和开拓上来反思。如果文化力能提供更自由的空间，不管其外在表现如何，人人都能有充足的发展，就是健康的欣欣向荣的文化，这时并不一定出现大师。相反，传承大师的可能性大一些。另外，大师的出现带有偶然性。曹雪芹是大师，但越是大师，越有偶然性。屈原、凡·高、卡夫卡，都是大师，但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人人看得见其大师风范。所以，我们要追求整个民族的发展，而非大师。

　　重官轻学，因为精英层面相对有保障

　　记：现在有一种倾向，不少名牌大学校庆或展示自己的教育成果，动辄提到出了多少高官，您怎么看这一现象？以官为荣，是否有诱导“做官”倾向？这和当前普遍重理轻文现象有关系吗？是新一轮实用主义的泛滥吗？

　　王：教育是面向整个社会的。现代社会由三个主要的部分共同构成：一是政治领域，是管理系统；二是经济领域，是物质生产和流通领域；三是文化领域，广义的，是文化教育、艺术，重视精神和文化的生产。这三个层面都可以分两个层次，都有一个精英阶层，也就是所谓的高官层。精英有较高的地位，有物质的和经济的基本保障，不圆满但基本顺利地发展；二是弱势群体，社会上还没法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地位较为低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比以前更迅速的发展，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精英阶层。但这一过程中，也隐含着一个矛盾：上下精英阶层和底层社会的精神、文化的差距拉大了。一开始，精英阶层先关注经济阶层，这时文化也是关注经济的。现在经济发达后，现代文化需求就跟不上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上下两层的矛盾激化。

　　重理轻文，体现的是物质生存的艰难性

　　关于人文缺失，当前普遍重理工、轻人文，因为有一个矛盾，在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物质生存的一种艰难性，把家长和学生心理（甚至影响到教师和社会），专注到学生获得物质报酬的方向。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人文科学发展是艰难的，不是哪个人、哪个教育部门能解决，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如果不能撇开从找工作、获报酬上来看问题，即便是关注人文也仍然是功利的。踢足球、写小说，都是从报酬出发，而不是爱好；爱好只是一种物质的符号，而不是人文的，所以人文科学就相应得不到发展。没有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对于物质的恐惧就是中国的恐惧。这一矛盾不仅存在教育界，也存在于社会上。只有在经济政治基础上理解文化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人文精神才能发展。没有政治和物质的报酬，就没有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列夫·托尔斯泰对人文的关怀，没有受到经济上的限制。如果自己就处在没有工资、难以维持温饱状态，如打工仔，其文化需求和人文关怀精神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总之，我们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不光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