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18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16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继而投身中国解放事业，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18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1938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打开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23年的贱民生涯，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还是羡慕导师，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1949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12年的党籍。1938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红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里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12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样一小块诺亚方舟。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她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身上散发着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