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从2006上海展回来后，眼前的五光十色褪去，“红、蓝、白”三色却异常纯净地凸现出来。那是书展上最新出版的值得静心品读的三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无限近似透明的蓝》、《东京奇谭集》，前面两本确是以颜色为题，而后面那本以小说基调而言，姑且算作是“白色”小说吧。

　　《我的名字叫红》其实是梁晓声提醒我留意的。他在忙着签名售书时抽空对我说：“可惜我没时间像你一样逛书展，不然我会去看一下那本《我的名字叫红》，据说这位土耳其作家获诺贝尔奖的呼声很高。”

　　《我的名字叫红》是一本哲思小说、一则爱情诗篇、一场魔幻的异国美梦。作者藉由各种叙事声音，铺陈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16世纪末叶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虽然是以古典的文学技巧来说故事，却富涵19世纪欧洲小说处理细节的方法。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技法融合东方与西方的两种技艺，而且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并具独创性……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堡，学习建筑的他是当今土耳其最重要也最畅销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波赫士、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我的名字叫红》的出版，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并于2003年获得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成为包揽欧洲三大文学奖项的当代文学大师。地理上伊斯坦堡是欧洲的最边缘，帕慕克的小说却占据了欧洲文学的主流位置。

　　日本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真有点巧，1970年三岛由纪夫自杀；1972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川端的绝望，意味着自《源氏物语》以来的日本传统的式微，典雅之美、“物哀”之美的丧失。村上龙，1970年高中毕业，考上东京一家美术学校学摄影，半年后被开除。此后直到1972年，他混迹于东京都福生地区的美国横田基地吸毒、乱交、弄摇滚，过着放浪的生活。《无限近似透明的蓝》是村上龙对这两年放浪生活的记述，也是当时整个日本精神状况直白的描写。1976年它被授予了“芥川文学奖”，到2005年，累计销售已达350万册，因其书名，或者因其语言风格，村上龙开创了日本“透明族”文学流派。

　　写罢《天黑以后》不到一年，村上春树又出了一部短篇集——《东京奇谭集》。众所周知，村上小说的篇名大多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而这部短篇集却表里如一，果然是发生在东京的奇谭。一篇比一篇奇。第一篇《偶然的旅人》，开头村上先讲了“过去自己身上发生”的两件奇事。第一件是他1993至1995年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期间发生的。一次他去酒吧听爵士乐钢琴手弗兰纳根的演奏。听到最后，他忽然心想：假如能够演奏自己特别喜欢的《巴巴多斯》和《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那该有多妙啊！正想之间，弗兰纳根果真连续演奏了这两支乐曲，而且十分精彩。惊愕的村上“失去了所有话语”。因为“从多如繁星的爵士乐曲中最后挑这两支连续演奏的可能性完全是天文学上的概率。”第二篇《哈纳莱伊湾》，女主人公的19岁儿子在夏威夷考爱岛哈纳莱伊湾冲浪时不幸被鲨鱼咬掉一条腿死了。此后每年儿子忌日前后她都特意从东京飞来儿子遇难地方的海滩，从早到晚坐在海滩静静看海。忽有一天，两个日本冲浪手言之凿凿地告诉她在海滩看见了一个单腿日本冲浪手。她极为惊讶，独自到处寻找，却怎么找也没有找见。晚间她伏在枕头上吞声哭泣——为什么别人看得见而作为母亲的自己却看不见自己的儿子呢？第三篇《在可能找见的地方，无论哪里》，讲一个证券公司经纪人星期日清晨在所住公寓的24层和26层之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妻子找来私家侦探帮忙，然而还是毫无蛛丝马迹可寻。不料20天后妻子得知，丈夫在远离东京的仙台站躺在长椅上时被警察监护起来。至于如何去的仙台以及20天时间里做了什么，本人全然无从记起，20天的记忆消失得利利索索。第四篇《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块》更是离奇。三十几岁的女内科医生旅游途中捡了一个肾脏形状的黑色石块，带回放在医院自己的办公室上作镇尺使用。几天后她发觉一个奇异的现象：早上来上班时石块居然不在桌面上，有时在转椅上有时在花瓶旁有时在地板上。这使她百思莫解。后来她乘渡轮把石块扔进了东京湾。可是第二天早上来医院办公室一看，石块仍在桌面上等她。最奇的还是最后一篇《品川猴》。一个叫安藤瑞纪的年轻女子时不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几经周折，得知“忘名”现象起因于一只猴子——猴子从她家壁橱中偷走了她中学时代住宿用的名牌。

　　书展上最强烈的印象莫过于：书是商品！是商品！可是静下来后，想到了书的另一层面：它毕竟是与人的灵魂相关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