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这几天，钱江浪花艺术团工作人员正在草拟一份协议，在19日晚举行的爱心捐助晚会上，社会团体和个人与207位寒门学子的结对活动将通过签订该协议生效。

　　截止昨天，打进本报热线报名参与“爱心夏令营”捐助结对的爱心人士已有50多名，有些人还表示要一人捐助几位，最多的达到10位。每年的全国慈善排行榜鲜见普通人的身影，但此次日常慈善行动中的捐助大多来自民间的慈善力量。

　　协议由来

　　记者了解到，在这份爱心捐助协议里，签订协议双方是捐助人和受助人，钱江浪花艺术团作为第三方见证人一同签署。内容包括爱心人士承诺出资捐助一位学子小学阶段或初中阶段的每学期学费直至其毕业，中途终止时有义务通知钱江浪花艺术团，由其继续捐助。在受助方义务方面，钱江浪花艺术团考虑要不要增加以下这个条款：受助对象承诺，不向捐助人提出额外要求。

　　“我们不能让捐助时断时续，当哪位捐助人暂时有困难或不愿继续资助时，应及时通知我们接手。我们也不能让受助对象随便找上捐助人，打扰他作为一个普通小人物的生活。”这是钱江浪花艺术团负责人陆湘汉起草这份协议的初衷。

　　事情源于一位捐助者的经历。曾捐助淳安一位寒门学子的姚女士，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对方称是姚女士捐助的孩子的家长，来杭打工，10多天没找到工作，希望姚女士能捐助其回家的路费。最后姚女士赠其路费回家，但她也对钱江浪花艺术团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不要将其家庭地址告知捐助对象，她说，我希望自己的捐助设定在一个力所能及的范畴，有的帮忙超出了我的能力，作为一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市民，我的经济能力也有限。

　　慈善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无论任何时候，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自愿。姚女士的这段经历，多少有点难言的成分。

　　捐助那些关系简单的孩子

　　姚女士的这种担心并不是个案。在报名参与捐助结对的50多名爱心人士中，有几位提出希望捐助孤儿，或者家里没人生病的小孩。其中一位爱心人士说，捐助的孩子家里，如果父母因病致贫，某一天他们上门求助，要做手术没钱了，我怎么办？我是工薪阶层，每个月就拿一份工资，动手术要三万、五万，帮还是不帮……与其这样，不如就找一个关系“简单的孩子，免了这种烦恼。

　　这位爱心人士的担心并非多余。钱江浪花艺术团助学期间，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今年5月15日，钱江浪花艺术团工作人员接到捐助孩子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感谢钱江浪花的叔叔阿姨对我的帮助。王阿姨，近段时间我爸爸的白血病又加重了，医生说，爸爸的病要换骨髓，如果错过时机，就没法治了。听妈妈说骨髓移植要好几十万，钱到哪里去找？我知道妈妈心里很焦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阿姨，请帮我问一下1818黄金眼，给我爸爸的病情和家庭情况报道一下。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像阿姨您这样的好心人救救我的爸爸，帮助我们一家渡过难关。我知道您很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有谁能够帮助我。只好又麻烦您。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还有个六岁的弟弟。你能否告诉您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呢？您焦急等待的孩子。”

　　艺术团工作人员说，我联系了电视台，可电视台没有回音。现在已经8月份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普通人彼此的捐助，更多时候像两条离水的鱼，只能以唾液湿润对方的身体；要让对方重回大海，是无能为力的。“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帮助。孩子的学费是有限的，需要付出的范围我能预计。”这是要求捐助孤儿的爱心人士考量过后的想法。

　　相濡以沫，是普通人之间的救助方式

　　丛飞去世后，很多人在反思中提出，在他住院期间，还有捐助对象打电话催要捐款。而更多的普通人在担心，当初只是想通过个人的资助完成几个贫困孩子的求学梦，在能力有限、别人需要的帮助却越来越多的时候，“继续与否”就成为一种尴尬。正因为这样的尴尬，提倡、建立一种民间互助的新契约方式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

　　慈善是对一个陌生的人，是对一个和自己本来没有亲友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的行为，这个行为使人增进对社会的信任，善良、分享、体贴、关爱……这些道德也得以扩散和承继，这样的互动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让社会构筑起信任和谐的关系。但普通人之间这种慈善捐助关系，各自的心态、理念、思维、判断也随着社会变化时刻面临转换。如何通过一种制度设计使民间的慈善力量没有顾虑，持续发挥社会救助的功能，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玲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