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年，政府和经济界都明显地表现出对文化的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一位有名的企业家在一次演讲中甚至断言：对一个想要长久生存的企业来说，文化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文化受到重视的几个原因

　　为什么文化忽然被如此重视了呢？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是出于“经济理性”。前几年，很多媒体都宣传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开心的笑容还没有完全褪掉，就发现了更大的不愉快：一件来样加工的衬衫，工人辛辛苦苦地干，小老板跑进跑出，最后却只拿到总售价的10％。如果算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劳工问题等长期的社会成本，其实是大大地得不偿失。可外国资本，别的不说，光是以品牌、设计这些无形之物，就至少能拿售价的40%！

　　原来文化有这么大的“含金量”，当今世界，竟是它最能卖钱。难怪十年前，克林顿在还没有当总统的时候就到处吆喝“知识经济”，布莱尔也起劲地在英国推广“创意产业”。人家早明白了这一点，中国怎么能不急着“接轨”呢？

　　其次，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加入了WTO，文化市场的大门只要打开一条缝，外国的文化产品就一窝蜂地挤了进来。好莱坞大片、欧美歌星、韩剧……在这里，损失的可不仅是市场的份额，也是意识形态的份额；受威胁的不仅是经济安全，更是思想和政治安全。怎样使中国的文化产品能够有竞争力？能够守住国内的文化市场？这就要重视文化。

　　其三，是国际竞争的危机感。能源消耗这么高，经济效益这么低，这样的粗放型经济势必难以为继；卖出去的都是原材料，是劳动密集的产品，可在文化和高科技领域几乎全是只进不出，如此下去，怎么得了？中国是人口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的大国。经过这么多轮的改革，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很多，但创新型人才却十分稀缺。    

　　第四，国际竞争的新内容。从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被外人看成贫弱之国，这些年来，这种感觉有了改变，现在第一次发现“咱也有钱了！”豪气油然而生，也是十分自然。出国旅游的多了，花钱多了，甚至外国的很多地方建设都不如我们中国。最明显不同的是，现在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出国会被别人当成日本人，总对我说日语，但这十年来对我说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前不久我去了伊斯坦布尔，那里大街小巷的人都会说两句中文，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地位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不仅是拥有巨大的市场，不仅是口袋腰包更鼓，而是真正一个大国。惟其是要当大国，我认为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以文化的弱小，决不能成就经济和政治的强大。

　　对文化不能狭隘地重视

　　“文化竞争力”这个词以前是没有的，中国以前也不这么来理解文化，但这个词把如今国人对文化重视的特点，非常清楚地表述出来，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看这样一种对文化的重视？

　　我要说的是，这样的重视太狭隘。

　　一，这是从国家、而非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就好像渔夫在河里围一圈篱笆，他的注意力就在篱笆里面，别的远远近近的事情，都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而文化其实像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和周围的水、岸、人，都密切相关，不能这样圈起来理解的。

　　二，这是从狭隘的现实功利的角度来对待文化，仿佛是要将篱笆里的河水尽数舀出，浇铸成长枪大刀，披挂上阵。把文化看成这样一种“竞争力”，就会伸出许多的手，想方设法去“抓”文化。

　　今天最能体现“抓”这个词的是“抓教育”。说实话，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民重视教育，可是这个重视，好像是把教育、文化看得如同化肥水泥，以为只要造厂房、招工人，大把的钱投进去，进口设备、严加管理，文化的产量就会节节高升，那就大错特错了。今日大学校园里，以增产水泥化肥的方式来抓学术的风气日益盛行：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激励措施都归结到钱……我真是担心，这样下去，究竟是在促进学术，还是破坏学术？也许若干年后，除了开会、评奖、争项目、发文章、当博导，教授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学术了。

　　文化有形也无形，它有现实功利的价值，更有超越功利价值的价值。你可以抱着功利的意图去“抓”文化，但先要大体知道什么是文化，说得通俗一点，抓文化的人，自己得稍微有一点文化。

　　文化与国家“生死攸关”

　　目前这一轮对文化的重视，虽然狭隘、功利，但毕竟是将文化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它针对的是个与中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现代中国何以立国？晚清以来许多思想家对于这个讨论一直没有断过。所谓“立国”，并不只是说没有被别人瓜分，或者街面平静，人民能过日子，而是说国家有立场，人民有尊严，社会蓬勃向上，对整个世界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力。立场、尊严、社会活力从哪儿来？离不开文化。

　　从这个角度看，晚清以来许多思想家强调立国要有高标准，是有见识的。

　　中国的国土面积决定了中国必然对世界起着非常大的影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否成功地建立现代国家，立国，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它能不能在价值系统、审美情趣、人际交往模式等各个层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现代文化，并由此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一般生活秩序？特别要说明，一，这是“现代“的文化，不是抱残守缺、专制野蛮的老一套；二，这是与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底相连的文化，不是从别处搬来的无根之花。

　　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这个“立“并不容易。现在，我们终于正面意识到文化的重要，知道它和国家是生死相关、轻蔑不得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好事。

　　如何看待创造“现代文化”

　　从立国的高标准来重视和发展文化，不仅仅当成是一种竞争力，这并不容易。

　　举城市发展的例子来看，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化，困难和要紧之处在哪里？

　　我是上海人，最近20年，眼看着一种标准化的都市空间模式，一步一步抹掉上海原有的各种街区空间。比如四川北路、南京路、淮海路和外滩，原来各有各的特点，可现在呢，这些地方都挤满了差不多模样的商厦和办公楼。

　　你出上海，到附近的大中城市走一圈：苏州、南京、无锡……凡是大兴土木改造过的中心城区，都是一副高楼、商厦的都市脸孔。

　　再走远一点，看看太平洋西岸从北到南的大城市：东京、汉城、孟买、悉尼……你还是会遭遇类似的空间：参差林立的高楼和商厦，高架路如水泥巨蛇般蜿蜒起伏。好像一群高楼掉在蛇堆里。借用欧美城市研究的概念：单一的城市（urban）模式，抹掉了各不相同的城市（citｉｅｓ）风貌。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以自己不同的地理、经济、人文和政治条件，成就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这段时期一些不同的城市的独特性并没有因西洋城市的影响而变得单一，反而变得更不一样。

　　现在到上海要看上海老建筑的外国人很多，特别是那些搞建筑的人。他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是因为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上海建造新式的建筑住房的时候，一方面是吸收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样式，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工程师把自己的东西加了进去，所以外国的建筑学院的学生们在上海看到的建筑，是他们在自己国内看不到的，比他们自己国内的建筑要丰富得多，因为外来的东西有了，自己本来的东西也还在。

　　文化与生活以及城市规划

　　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样的生活？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美国曾做过几个大的社会调查，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调查美国人的生活质量。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相比以前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提高还是下降？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个是购买力。不是钱的数量多少，而是你这个钱可以买多少东西；第二个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三个是信息量，这里的信息量不是指信息的数量，而是指信息的来源。

　　比较下来，美国现在的生活质量跟六七十年代相比是下降了，购买力有一点点的提高，但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急剧减少，最使美国人痛心的是他们的信息来源急剧减少。

　　波兰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为此提出“零度发展”理论。他们估计，如果50年后，波兰人能在食品、水、空气、住房、听觉环境、人均绿化面积和艺术这7个方面保持今天的水平，就是了不起的发展。

　　如果你觉得现代西洋的都市生活——最大规模地聚集社会资源，去最大幅度地增加财富——是最好的，人人都应该追求，那么，你自然会觉得，我应该面向外面的资本，而不应该面向当地人的生活，外面的钱来了，本地的一切都会变好。这表现在城市发展规划上，城市“硬件”的大部分努力是为了吸引外来人的眼球，各种“软件”——例如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的提高，也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钱流进来。

　　可是，这是无知。跨国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今天把工厂从芝加哥搬到上海，明天可以搬去成都，再搬去河内，这就像电影《妻妾成群》里的丈夫，永远是“喜新厌旧”。如果城市把自己看作妻妾之一，为了吸引对方而改变自己，那么，改变得越成功，就可能离被抛弃的时候越近。

　　举一个离中国比较近的不同的例子：印度南部的卡拉拉邦，这里几乎没有都市，但一般的人民的平均寿命、识字率和书报的拥有量，远远高于孟买那样的大都市。

　　如何在都市的环境里不降低、甚至进而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是一件极具挑战意味、现在远没有把握的事情。

　　如果我们对文化，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竞争力，不知道这关乎立国之本，是不可能作出好的城市规划和社会发展规划的。

　　惟其是要当大国，我认为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以文化的弱小，决不能成就经济和政治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