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汇聚了农民的智慧

　　浙商与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关系？

　　对于新农村建设，都市里的人可能不一定很关心。我关心它，因为我感觉到，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今日可别小看那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比如今日浙商主要在农民中崛起。慈溪的农民企业家，不懂外语，但可以一个人出国去谈生意。他们说出国你只要管好两件事：一是美元、二是护照。到国外雇一个中国留学生就OK了。政府部门组团出国访问，常要带翻译，他的机票、住宿、吃饭都要钱，而农民企业家则把这些钱都省了。而且留学生熟悉当地情况，雇留学生，留学生也获得了收益，这就是农民的智慧。

　　曾经有记者问我，浙江人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说，浙商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善于倾听。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听，即使他认为你100句中有98句是废话，他也认真地听——他有能力把你98句废话都筛除掉，只抓住那一两句有用的话，突然向你请教，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认为有意义，他就开始行动，把这个东西变成了经济，变成了人民币。而不少满腹经纶的人，却未能把知识变成人民币。我讲这些，就是想说不要看不起农民。

　　现在每年有400万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在人才市场，用人单位说，你怎么像一只蛹，连翅膀都没有长出来，就倒在柜台上来了。这好像是一种文学的夸张说法，但很多大学毕业生不了解社会，这是用人单位普遍的感觉。在座的父母可以回去打开你们孩子的课本看看，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课本，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和商业方面的知识。很多很有学问的人，不在市场经济这个领域奋斗，这就给学历并不高的农民带来了机会。

　　我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有些学者想不出来的问题，农民用膝盖想想就想出来了。这不是笑话。比如浙江慈溪、义乌、温州，那里的农民是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才营造出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在国内走遍了，接着走国外，不懂法语敢去，不懂西班牙语敢去，他们的膝盖上储存着许多记忆，用膝盖“想想”，确实就想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农民，特别是不要小看浙江农民。

　　四大因素造就了浙商

　　历史上的晋商，扼西北五省交通之要冲，主要在西北五省与京都、华北乃至东北之间，互通物产之有无而发展起来。徽商地处江、浙、赣、鲁、豫、鄂之中央，在与方圆数省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兴起。晋商与徽商，在近代也有把商业做到海外的，但企业的总体结构和经营方式，主要还是传统农业时代商业的特征。

　　目前徽商未见多大动作，晋商讲得很热闹，但主要是对传统的呼唤，惟浙商是一个在五洲四海做出轰轰烈烈业绩的浩大群体。研究浙商的崛起，对全民族的发展实有重大意义。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里？是长安吗？长安只是丝绸的集散地。丝绸之路真正的起点，在江南女子的织机上，就在浙江。

　　“悠悠骆驼桥，浩浩黄沙路。”浙江湖州有座“骆驼桥”，浙江并没有骆驼，怎么会有骆驼桥？湖州人把骆驼桥以西的路称“黄沙路”，那就是运载丝绸西去的路。

　　湖州钱山漾曾出土丝线、丝带和绢片，经测定为4700年前的丝绸织品。世上各民族都有驯化野猪、野马、野狗的经历，而把一种昆虫驯化为蚕宝宝，开始取丝织绸，这只有中国人做到，而且有浙江出土的远古丝绸织品为证，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外国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陈永昊先生等人著的《中国丝绸文化》则称之为“第一大发明”——因为丝绸的发明早于四大发明中任何一项，而且启发了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手摇纺车，汉代有脚踏提花机，三国时有三锭纺车，唐代纺织技艺已经很高超。为什么讲纺织？不妨跳出浙江，遥望一下西方。纺织加市场，怎样引起整个西方世界弹跳似的发展？

　　中国曾经比西方先进得非常多，为什么后来落后了？中国不是败于技术，而是败于主流意识对商业的轻视。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与纺织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浙商，并不是关系浙江一地的命题。浙商的崛起，我认为有以下因素：

　　第一，经济因素：源远流长的蚕桑工艺、丝绸经济奠定了深厚基础。浙江是丝绸之乡，纺织最发达的地方，要把纺织品卖出去，就和商业有千丝万缕关系。

　　第二，榜样因素：历史上浙江的巨商大贾对后世的影响。比如民间传说的范蠡，就是中国最早弃官经商的典范；还有明代的沈万山，他也是以丝绸“通商贸易”而成巨富。

　　第三，文化因素：文化人对浙商的深远影响。浙江由丝绸经济而起的文化也哺育了浙江知识分子，自南宋以来，由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共同形成的浙东学派，使浙江人在“视商为末”的朝代，顽强地认取了“农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思想。这种思潮，使浙江人重视学以致用，重实业、重商。

　　第四，国际因素：在近现代西方工业冲击中国背景下经受的历练。1840年五口通商，在浙江有一个宁波港。在清政府、太平天国，以及洋人的三方压力下，浙商艰难生存，不懂工业怎么办，这刺激和培养了浙江人用心吸收新生事物，不懂就学的传统。

　　近代浙商从1860年以后就有了工业时代商人的特征，如浙江的钱庄，不仅有金融本色，更利用融资涉足制造业。在国内外多种势力的挤压下，浙江人赚钱很难，有点微利就干，这逐渐形成一种传统。自己不会，要向人学，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用“会”的人，这也培养了浙商善用能人的智识。反映在今天，你看浙商做产业，产品不论大小，利润不论厚薄，都做。大钱要赚，微利也赚，才有小小打火机、小小扑克牌也能做遍世界的景象。

　　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某日我的一位朋友道出“大商无界”，我顿受启发。你看浙商做产品大小无界，商品贵贱无界，地域远近无界。在用人方面，打工者能用，院士能用，洋人也能用，这是用人无界。做产业做市场，均离不开产品、经营、市场和人——做到产品、经营、地域、用人四无界，世界就大了。因而可说，浙商渐有大商气象。

　　需要向新经济转型

　　由于农商皆本的思想，所以浙商在浙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有前面说过，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今天的浙商主要是在农民中崛起。

　　十多年前，我去意大利，意大利人把我当成日本人。去年我去意大利，发现意大利人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西方很多人是从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商品中知道“中国”的；把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放进各国市场去的，大多数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而且浙江的民营企业最为突出。

　　浙江已是当代中国一个发展最前沿的地方。我甚至可以只说浙江的缺点来证明浙江的前沿。我最近写的一本书《贫穷致富与执政》，是我选择昔日贫穷的“盐碱地之乡”浙江慈溪踏访调研，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在书里，我写了以下一段：

　　2005年，浙江经济模式亟待转型的呼声已陆续见诸报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全省规模以下（指年产值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工业生产出现较大回落，2005年继续回落。有媒体说，“靠消耗资源获得快速增长的浙江经济模式面临危机。”外省或北京的人们看了有关报道，也有各种说法：“浙江经济落后了”、“浙江经济危机四伏”、“浙江农民企业破坏资源，给社会带来的麻烦大了”！

　　这些声音我都听到了。我以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有深刻的体制革新和农民普遍得以向工业产业转移等诸多因素。但浙江规模以下的民营工业经济，确实普遍科技含量低，那些主要依靠物质性资源，而不是知识资源的企业，难以可持续发展，这是事实。所谓转型，就是亟需从传统的物质性资源型经济，向知识型的（科技与经营方式都发生重大进步的）新经济转型。整个慈溪民营经济，也面临着这个重大的转型任务。

　　媒体报道，浙江2005年全省规模以下工业同比增长率排在各省市区的第16位。比很多省市都更早发展起来的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其增长速度与幅度在全国排名上出现了后移，并不意味着浙江经济落后于增幅排在浙江前面的省份。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幅，无一例外地排在中国后面，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他们。

　　而且，在各省市经济增幅超过浙江的经济增长中，同样存在着“消耗物质性资源获得增长”的问题，许多企业正在走着浙江民营企业10多年前走过的道路。因此并不只是浙江经济亟需实现转型，而是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迫切需要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转型。

　　今天浙江喊出“亟需转型”，并不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落后了。相反，正是浙江更早一步地强烈意识到了需要转型的迫切性，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轰轰烈烈发展起来之后，水资源、电力资源等传统型物质资源首先显出了匮乏的强烈矛盾，这就把浙江推到了必须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转型的前线。

　　中国产品的“平民意识”

　　在当今陆续发生的“反倾销”中，有一个情况非常值得重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已成为“价廉物美”的代名词。西方的名牌产品价格很高，凝聚着西方几百年工业社会中形成的文化观念，是上流社会的优越感和身份象征。而渗透到西方各个角落的中国商品，相当有力地抑制了西方市场各种商品的价格，给西方消费者带来了很大实惠，但也成为欧美厂家陆续发起反倾销的原因。

　　中国产品为什么价格定得低？人们可以列出很多原因，比如劳动力价格低等等。但我以为，不能忽略它其实凝聚着中国人几千年的平民意识和文化观。当今天有能力做企业并有权对自己的产品定价时，他们也像对地里种出的东西那样，觉得以差不多的价格卖出去，能赚到钱就很有成就感；如果价格高出成本太多，会觉得要被人说你心太黑，最终产品也是卖不好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国已有很多企业，以迅速改进的生产工具，以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商品的低廉价格，开始有能力对西方世界说话。

　　当今国际市场上，日常生活用品，即“民生”产品中，中国产品同西方厂家发生正面竞争的大约已超过60%。遍布欧美和阿拉伯世界的中国产品，以“价廉物美”进入世界各国的千家万户，这已经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因素”，而是中国产品携带着中国文化正在影响世界。

　　新农村关键在“新农民”

　　新农村建设关键在“新农民”。比如浙江慈溪，农业人口原高达90%，如今减少到10%，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承包制后分散的土地再度集中，建标准化农业基地，农民把做企业的经验迅速移植到土地上，发展订单农业，规模之巨已占农业的70%，且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不少企业已能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供销，并与海外联系订单。那里已经不仅仅是超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重要的是农民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把自己创造出来了，这样就产生了三个崭新的成果：一是新农业，二是新农民，三是新农村。

　　因而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建设，最本质的是要靠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新农民。

　　2003年，慈溪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约125亿美元。同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业总产值2704亿卢布，约90多亿美元。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463万人口，相当于慈溪人口的3倍，有400多个科研机构，6.3万家商业和服务业，6个火车站，12条铁路，99公里城市地铁，2个机场，60条空中航线；有俄罗斯对外贸易最大的港口，46国在此设领事馆。这都是慈溪不能望其项背的雄厚资源。慈溪做到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圣彼得堡，无疑非常惊人！

　　但就文化建设而言，那就不是不及圣彼得堡的十分之一，而是不及百分之一。

　　圣彼得堡有264个博物馆，45个美术馆，2000多个图书馆，80多个剧院，100多个剧团，62个电影院，38座体育场，53所国立高校、40多所非国立高校。圣彼得堡被联合国有关组织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4000多个建筑、历史和文化遗迹，令人惊叹不已！慈溪有一个“慈溪市博物馆”，很小。我去参观时，馆长很热情，亲自给我讲解，但只有我一个观众。    

　　在我国经济显著发展的今天，加强人文建设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所以，我以为浙江已开展了一年多的“人文大讲堂”非常好，它出现在我们民族迫切需要加强人文建设的时期，融会全国各界学者来杭州讲学，弘扬人文精神，开展人文建设，对浙江在新世纪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浙江人文大讲堂下一讲预告见本报今日A13版，领票在浙江省图书馆一楼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