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散落在杭城各个角落的“城中村”是一片片低洼的“社会湿地”，那么落脚于“城中村”生活的近200万外来人员则是栖息在这些湿地上的候鸟。随着湿地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这些候鸟也开始了新一轮艰难的迁徙。

　　烈日下，我们走进了这样一群外来人员：艰辛工作只有微薄收入，和这些相比，不停搬迁、到处漂泊的困境更让他们感叹在都市打拼的不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心声。也许，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如何填补这个群体低成本的生活空间、如何为这些住不起高楼大厦的“候鸟”营造新的“湿地”，更是我们所有人关注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命题。

　　张丽棚，江西鹰潭人

　　“真怕一家四口露宿街头”

　　从朝晖八区的华电弄拐进去，不足百米就是隐在一片高楼下的潮王村。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即将拆迁的城中村里常见的景象：高矮不一、有些破落的小楼房一幢紧贴着一幢，却无一例外地装着锃亮的不锈钢防盗窗和气派的大理石外墙，上面随意涂抹着搬家公司的联系电话。

　　每次看到墙上那些醒目的“搬家”字样，22岁的江西姑娘张丽棚就会变得焦灼不安：离房东给的搬家“死限”越来越近了，房子还没个影。“再找不到房子，我们一家四口就要露宿街头了。”张丽棚苦笑着说。

　　张丽棚一家就租住在潮王村小洋桥弄一个小院里。10多平方米的平房被一张布帘子一隔为二，里间贴墙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中间只剩下一条仅容转身的狭长过道。靠门口剩下的空间里，被简易衣柜、煤气瓶、饭桌等挤得满满当当的，就连墙上，也挂满了各种杂物。“在鹰潭老家，我一个人住的房间比这间还大呢。”逼仄的空间经常会让张丽棚想念起老家宽敞的大房子。

　　两年前，张丽棚和弟弟随着父母一起到杭州打工。一家四口同住在这间小平房里，拥挤和不便是可想而知的：上厕所要跑到百米开外巷口的公共厕所；洗澡只能轮流在房间里用澡盆洗。接水、倒水，一个澡刚洗好，又是满身大汗。

　　即便有这样那样的不便，张丽棚一家还是觉得在杭州能找到这样的住处已经不错了：350元的房租还能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里住了很多老乡，平日里有什么事也有个照应。最多时，小院里有13户像他们一样的出租户，因为要拆迁，从上个月开始，陆续有人搬走了，现在只剩下还没有找好去处的最后3户。

　　“马上就要拆了。房东一搬走，这里就要断水断电了。”即将到来的拆迁，让张丽棚一家显得焦急而无奈：附近的城中村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在原来城中村新建的那些公寓楼房的租价让他们连踏进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搬得太远，上班又不方便。弟弟已经跑了一个星期，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听说很多老乡都搬到了八丈井和钱江市场那些地方，可应声而涨的房租却让他们觉得有些咬手：同样大小的房间，听说那里要五六百元。“太贵了我们住不起。该搬到哪里去呢？”张丽棚显得有些迷茫。

　　杨双琴，江西九江人

　　“哪里才有家的味道”

　　和张丽棚一家相比，已经找到住处的江西老乡杨双琴似乎要幸运一些，不过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安顿下来的兴奋与欢喜：“那里马上也要拆迁了，只能住一个月。”说这话时，杨双琴正在小洋桥弄那间闷热狭小得像个集装箱的出租房里，清理最后一些零散物件。房门外，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已经塞满了锅碗瓢盆等瓶罐。

　　杨双琴是一家饭店的洗碗工，门口那辆三轮车则是丈夫谋生的工具，两个人每月共一千多元的收入里还要抠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费用，日子自然过得很艰辛，不过，杨双琴却很知足：“孩子都很争气。去年女儿考上了大学，今年儿子也考上了。只要能供他们上学，我们苦点没啥。”说起儿女，杨双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上个月，放暑假的女儿来杭州和父母团聚，顺便在杨双琴打工的饭店里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因为这份工，杨双琴只得在附近的朝晖九区找了一间过渡房：“本来我们想找远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但女儿打工的饭店离这里很近。等她回去开学了，九区这里也要开始拆了。”

　　“在这里住惯了，真不想搬。”杨双琴说，出来打工的，苦点累点、住得差点都能忍，最怕的就是像这样搬来搬去的，刚安顿下来，又要换个地方，“哪儿也待不长，没个家的味道”。“我不会骑车，连坐公交车都要晕车。”杨双琴说，从潮王村到她打工的饭店走路只要10分钟就够了，可附近可以出租的民房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搬出朝晖这一块，可能连现在打的这份工也保不住了。“要找房子，还要找工作，想都不敢想啊。实在不行，我只好回老家了。”杨双琴满脸愁云。

　　沈万余，山东曲阜人

　　“我就像一只背着家的蜗牛”

　　行军床、简易塑料衣柜、折叠小方桌、一把鸿运扇……在九莲庄的这间出租房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折叠式的，似乎主人随时随刻准备收拾行囊搬家。事实上，这间房的主人沈万余已经在杭州待了10余年。“像样点的家具、家电我不是买不起，而是不敢买。搬家把我搬怕了。”沈万余苦笑着招呼记者在房间里惟一的那张折叠椅上坐下。

　　其实，和租住在九莲庄的大多数民工相比，沈万余至少可以算是这些外来人员中的“白领”了。从山东老家来到杭州打拼了10来年，现在沈万余在一家大企业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月收入也有2000来元。这点收入要解决自己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可要在杭州买房还是杯水车薪。

　　在杭州这些年来搬过多少家？沈万余已经记不清了。刚开始，家随着公司在搬，到了前几年，单位在教工路建了厂房，相对固定下来了，沈万余也在附近的花园村找了房子。不料，到了2002年底，传来了花园村要拆迁的消息。“房东只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那段找房子的日子让沈万余心力交瘁。

　　在九莲庄住下没多久，“九莲庄也要拆迁”的消息又让他坐立不安了。尽管至今为止连房东也不知道确切的拆迁时间，但沈万余总觉得一觉醒来就会被催着搬家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蜗牛，把家背在背上到处走。”沈万余自嘲地说，因为一直居无定所，虽然在杭州呆了10多年，也算是半个杭州人了，可心底里却一直觉得自己始终“飘”在这个城市。“我爱这座城市，可我的根不在这里。”他说，听说杭州不少地方有专门的民工公寓出租，沈万余很羡慕：“如果我可以住上民工公寓就好了，再也不用这样搬来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