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择校；各地也陆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择校。但是，择校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新学年开始恰逢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择校困局能否纾解？

　　政府之手发力禁择

　　新学期一开学，沈阳市城区２５４所中小学１９７７名教师将完成沈阳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校流动；优质学校教师向改革学校流动；城镇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如此“折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３年至６年的优质师资“大流动”，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杜绝择校现象。

　　沈阳市第９６中学位于沈阳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多年来由于学校硬件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生源极不稳定。新学期一开学，随着１２位优秀教师的到来，学生报到率由往年的不到５０％增加到７４％；就连一些已为学生办理转学的家长，也纷纷将孩子转回学校。

　　“择校很大程度上为了‘择师’。教师轮岗制，让教师流动起来，有利于实现义务教育校际间的师资均衡。”沈阳市教育局局长李梦玲说。

　　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微对这一做法表示担心：名教师的成长和培养，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如相对稳定的教研团队、相对延续的学校文化等，流动轮岗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名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杭州近年来大力推行名校集团化建设，实施名校连锁办学，将复制、培训后的名校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扩散到新校，满足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徐一超说：“让‘新校’‘民校’‘弱校’搭上‘名校’这部‘电梯’，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将会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抑制‘择校’。”

　　但是这一做法的后遗症也很明显：名校这杯“牛奶”可能被“稀释”；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多种体制、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则采取强制推行“电脑派位”等措施抑制择校。其结果则是：家长依然择校，只是择校门槛更高了，择校的手段更隐蔽了。

　　制度瓶颈拉大教育差距

　　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育鸿沟？

　　杨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教育财政制度是“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自然加大。１９９８年，小学生人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１０倍，７年后这个差距扩大到５０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其次是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１９９５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刮起，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再次是民办公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许多家长抱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改制政策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说，改制学校集中了优质资源，通过高收费手段，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扶持改制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好学校把好生源挑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