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1993年“侨委会委员长”、1996年“外交部长”，到1999年“中央党部书长”，以4种身份，前后历时10年，我经过纽约4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后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2000年8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么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么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么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3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么？我一直不解，在那么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最后，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蒋夫人于2003年10月24日上午11点17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11点40分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随即很平静地说：“老夫人算高寿了。”美伦的反应，和我近似。

　　对我来说，“蒋夫人”这3个字的，在情感上，从未和祖母打上关连。当外婆于1961年缠病多年，在睡梦中骤然去世时，带给我情绪上的冲击和悲哀，远比蒋夫人的离世要大多了。外婆过世，有如晴天霹雳，让我和孝慈顿失依恃，哭了好几天，有几个夜晚，还躲在被子里饮泣，无以成眠。

　　对蒋夫人的过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对社会有了不起贡献的伟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没有失去近亲长辈的哀恸。当天媒体在“立法院”问到我的感触，我直觉到的是她的智慧、才华和勇气，脑海中浮现的是她的奋斗和杰出建树，据以赞扬。我对老夫人的钦崇，都是在公领域内，和老夫人之间，未能有过亲情的对流，因为从来不存过祖孙共处的天伦融乐，或老祖母对小孙儿的嘘寒问暖或殷殷叮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