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缘分，想来确也与众不同，竟是我母亲的撕书，撕出了我对书的痴来。

　　我父亲是裁缝，母亲是茶厂女工，两人识字都不多，一张报纸连认带猜能懂个大概。我母亲对读书人的学问颇不以为然。隔壁邻居有位夏先生，一个“右”字儿敲掉了他在报馆的饭碗。先是扫弄堂，后来摆个小书摊度日子。于是，我母亲固执地认定“一笔通天，饿煞灶间”。父母亲很爱我这独生子，希望我长大了也做一个造福邻里的裁缝，靠手艺吃饭，堂堂正正地不仰人鼻息。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每天给我一毛钱的早点费，可吃两只烧饼一根油条还多一分钱。我就到夏先生处去翻小人书。夏先生对我不坏，那时80页以上为一分，以下为五厘，他却让我看五六本。上五六年级时，我对少儿科幻小说着了迷。买来《布克奇遇记》、《失去记忆的人》等，悄悄地藏进床下的纸箱里。

　　由于一时疏忽，母亲从我床头找到了一本《大鲸牧场》。她瞅着古里怪气的插图，怒极了，大把大把地将书撕碎，扔到门外的马路上，还警告我说：“书读昏了头，将来苦头有得吃！”她决不想让儿子长大成为一个“摆小书摊的”。我是个个性极强的孩子，忍住泪跑到马路上把被车轮碾压过的一块块碎片拣回来，用玻璃纸来粘拼。实在无法粘拢来的，就将旧练习簿余页钉成小册子，整整抄了半个月。父亲心疼我，悄悄地塞给几毛钱，让我再买一本。我偏要自己抄一册。母亲毕竟是爱我的，见我如此，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骂我几声：“没出息的，将来你自己讨苦吃。”

　　母亲的预料竟不幸言中了。文革狂飙突起，母亲像是急于甩掉那烫手的炭火，催促着我拎上满满两篮书，在收购站门前排上长长的队，才卖了三毛钱。回家后，我躲在角落哭了一场。

　　如今，我发表了两三百篇文章，成为了省作家协会会员。品尝了文学甘苦的我对母亲那古老的忧患有了一种新的打量。我十分珍惜思想可以在知识天地里自由驰骋的可贵时光，庆幸那个轻视学问，以知识为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