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索菲亚·科波拉小姐负有盛名的电影（也是使斯嘉丽·约翰森一举成名的影片）译名原为“迷失在翻译中”，但在中国的电影译名却成了“迷失东京”，或者更能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注解？

　　在王安忆著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翻译成法文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法文译者Yvnne Andre女士也是深深纠缠于王琦瑶与上海的风花雪月难以自拔。作为一个法文译者，她有中文与法文经半个多世纪打磨而成的精纯功底。但作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间的转换，其中的“迷失”与“迷思”却正是引导译者走出文学解读迷宫的金羊毛。

　　王安忆自己从不上网也不用电子邮件，她的法国译者也是一样地坚守纸笔传统。王安忆说在法国，甚至许多年轻人都对网络也并不热衷，当然也没有电子邮箱。她说：“欧洲人对这事没这么起劲，他们有的人连电视都不看，只看报纸呢。”

　　马丹姆（法文“夫人”的意思）Yvnne Andre在巴黎有一处房子，平时住在法国中央高原的别墅里，有时会到城里去，日常生活除了一日三餐就是翻译。电话里的Yvnne Andre女士中文说得非常标准，没有通常外国人四声不辨的问题。她与丈夫是1958年来到北京的，她丈夫在北外教法语，而她自己则在北京大学学中文，当时的她是23岁，已经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过一些中文了，主要是学习中文法律。在中国一直住到1962年，“我经历了当时的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她在电话里说，“所以我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

　　《长恨歌》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和法国文化部图书中心赞助在法国翻译出版。法国毕基埃出版社买下了版权。先是在巴黎找译者，但一连找了两个，对方在看过作品后都退回了出版社，理由是“太难”。于是找上了住在法国中部高原的马丹姆Yvnne Andre。她读了这本小说就觉得有意思，便接下了这份工作。但实际做起来真是非常困难。从她温文尔雅的声音里都可以听得出当初的艰难困苦：“哎呀，看小说和译小说真不是一回事。动手译起来才知道太难太难了。中国人对有些地方也觉得不好懂。特别是第一部的前五章，讲弄堂、鸽子的，还有第二部的前五章，我译得很慢很慢。”

　　读过《长恨歌》的人尚可以想得起那是对上海的一种似水流年的咏叹。马丹姆Yvnne Andre的感觉中，有点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有点像英国作家佛斯特的《印度之旅》。

　　幸好她有许多中国朋友。还有，王安忆本人也可以帮上很大的忙。王安忆来法国度假时，她和其他的法国译者、作家开了一整天的会，主要还是请她这位作家亲自来释疑解惑。

　　她说不上喜欢“王琦瑶”这个人物，但喜欢上海，她认为《长恨歌》的主角是上海。而她最爱的是程先生之死那一章，虽然这一章写得很短、很飘忽，但足以深深打动人心。出书后，许多法国朋友也认为这一章非常吸引人。

　　“可是电影就差多了。那是什么呀？除了一个演程先生的还可以，其他演员都演得太糟糕了。电影和小说《长恨歌》根本不是一回事。”说话一直温文含蓄的马丹姆说到这一切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历经三年寒暑译出的《长恨歌》受到法国文学评论界多方好评，法国《图书周报》称：“精湛的译文令最挑剔的读者折服。”

　　现在马丹姆Yvnne Andre手头正在翻译的还是王安忆作品，是《小城之恋》。“也很难翻译，心理描写特别多。”相比较而言，她觉得巴金的作品比较好翻译，她曾和学生们一起译过巴金的《家》。但以她的了解，法国的年轻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好像是魏巍，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词句为许多法国青年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