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人无数

　　■杨 飞

　　“唐老师转到我们医院了。”在嘉兴一院工作的女同学打来电话，约我一起去看他。约好时间后，买了点东西，来到唐老师病床前。唐老师很高兴，招呼我们坐，又拿出家乡带来的麦芽塌饼，非要我们吃一点。看到唐老师，我心情很复杂，不知说什么话恰当。好在女同学能说会道，话题就围绕病情展开，我也插上几句“注意休息”之类的话。五十刚出头的唐老师患的是尿毒症，脸色发黑，正在做透析，很痛苦。唐老师说，学校已经给教育局打了报告，换肾的钱也许可以解决。

　　原先，对唐老师的感情并不复杂。二十岁不到的唐老师来镇小学当老师，在婆婆妈妈的小学教师中间，突然有了一个讲话风趣、个子高高会打球的小伙子，同学们一下子都喜欢上了他。

　　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唐老师戴上了很神气的红袖章，脸色变得很严肃，不再和孩子们嘻嘻哈哈玩在一起。接着，我的班主任盛老师自杀了，有些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唐老师带头打了她，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时，我并不知道盛老师是烈属，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中共地下党员朱聚生，1949年5月被国民党枪杀在上海。那时，我只知道盛老师是一个像母亲那样对待我们的好老师。从此，我对唐老师的感觉一下子完全变了。

　　从此，镇小学里就终日弥漫着暴戾恣睢的气息，不断有老教师被押上台批斗，甚至不断有小学生被押上台。很多时候，是唐老师主持大会：“把小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台来！”一声大喝后，被反剪双手揪着头发或衣领押上台的“小反革命”，是十来岁的小学生，而押他们的也是小学生。

　　几年之后，造反派们都已经掌了权，唐老师当了小学革委会副主任，比他更有斗争精神的薛老师当了正主任。复课闹革命了，我们又重新上课。唐老师的课比另外一些老师讲得好，比较生动风趣，但我内心却非常排斥他，上课老是走神，常常想起他斗争教师和学生的样子。

　　文革结束，在小学大礼堂召开盛老师追悼会，有许多学生和家长自发参加，我也赶回了母校。我注意到唐老师排在教师队伍的最后面，一直低着头。此时他已不再是学校领导。追悼会最后，教师们依次向遗像告别，唐老师低头走到遗像前鞠躬，一米九的个子弯得很低很低。

　　此后，听说唐老师过上了平平静静的生活，每天认认真真上课，下班后帮着老婆干家务。他很疼爱孩子，包括邻居家的孩子，完全是一个好好先生。我在海盐当教师的那几年，常常会碰到唐老师，作为他的学生，我对他是客气的，但仅仅是客气而已，内心深处却一直有解不开的疙瘩。这一点，唐老师大概也感觉到了。

　　有些知情人曾对我说起过一些关于唐老师的事。追悼会后，唐老师主动找到盛老师的两个女儿，痛哭流涕地作了忏悔，请求她们原谅。唐老师是嘉善农村人，家里很穷，到镇小学当教师后，盛老师在工作上生活上都很照顾他。一次唐老师老家失火，盛老师马上掏出二十元钱给他，叫他回家去看看。当时，盛老师每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唐老师从嘉善回来后，对盛老师非常感谢。然而，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了，唐老师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据说，盛老师被关押在小学礼堂里，不承认自己有罪，唐老师就打她耳光，当天夜里，盛老师抛下了老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是不是要再去看看唐老师？去了说说心里话还是说说客套话？就在我还没想好时，女同学打来电话：“唐老师去世了。”

　　一转眼，唐老师去世已经多年了。期间，说起唐老师的病时，有人说是“遭了报应”，但我不同意。当年镇小学的造反派，有人就没有参加盛老师的追悼会，也没有向受他们迫害虐待的人道过歉，如今却也活得好好的。而从我对唐老师多年的了解来看，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善良人。只是，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候，人往往难以把持自己。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多数人会选择逃避和自保，而有些人则会选择趋炎附势。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是不由自主的，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非常糟糕的选择，因为这会使人彻底丧失自我。即使一度风光，最后必定后悔。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