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介绍说我是自由职业画家，这是不准确的。我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在2004年10月递辞职书，但当时班上有研究生还没有带完，虽然已停止招生，但还要带他们到明年1月毕业，到那时候，我就有自由没职业了。

　　我和熊丙奇是因为去年闹的辞职风波以后认识的——我就发现我们变成了一对乌鸦，老是叫；但是我看了他的书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职业乌鸦，我是业余乌鸦；今天你们看到的是两个穿白衫的乌鸦。

　　他非常专业，叫了很久了；而我对教育的批评是非常业余的：我2000年才回来，我只是局限在我的学校，只在我的美术专业。

　　这个题目是师生问题，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师生关系了。为什么？

　　我发现我们师生关系长期被扭曲了。什么是师生关系呢？也就是一个教与学的关系，一个长与幼的关系，一个引导和成长的关系，有知和无知的关系。而今天不少变成权利关系，变成非常被动的关系，最后变成利益关系。

　　权利关系，刚才丙奇已经说过了：大量的例子证明我们今天一些大学里面从领导，到教授、讲师、普通教员是权利关系，上下级的关系，行政级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面原来作为一个教师的本质被扭曲了。

　　份内的事情我不能做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正好看到贴着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的一句话：“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凡吾份内之事就做。”

　　前面几句好解释，不管地位高低、报酬多少，不怕到苦的地方去，“吾份内之事”是什么？

　　我发现我当了老师之后，不知道我份内的事情是什么了：

　　我所有的教学课程都被教务处规定好了，在时间、地点、方式方法上都规定好了，我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不再是我，我顶着教授的帽子带研究生——我无法决定我要什么学生，不要什么学生。

　　我发现我的学生到我的教室后我也不能按照我的方式去教。我每学期开学的时候会接到一长串表格，第一份要填：我几岁，是男的还是女的，有多少著作；第二是教学委托书，有校长潇洒的签名，委托你几月到几月带研究生；第三个表文字密密麻麻的，我看不清，但是我要找到我那一栏，几月几日到几号教室上课。

　　我来到教室之后发现孩子们都是长期考试考出来的傻孩子，听说我是教油画的，这些孩子也想像我这样画。但是，油画今天画完之后明天要干掉，所以说上午画完了之后，下午要接着画。但是，他们上午画完之后，下午还有其他的课要上，所以等我下午很习惯地到教室去看的时候，发现教室已没人了，而第二天再去画的时候，这些画都干了，要全部重头收拾了——我画了30年的油画，到现在还不知道在油画干了之后怎么画下去。但是没办法，学生的课已经安排好了。

　　我发现我份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但是我不能做。

　　教师陷入体制迷墙

　　此外，我也很快发现，在我的同事里有一个权利关系，你的权利决定你服从谁，或者是谁服从你，整个学校上上下下都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错了，是我错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关系，只有表格、只有量化、只有任务、只有权限，但是没有商量。

　　这样的权利关系必然导致非常被动的传输关系，怎么一个被动法？我的例子大家已经看到了。这种权利的被动关系导致你怎么活、怎么教，这是利益关系，权利的关系一定会构成利益的格局。

　　利益的格局如同一块大饼，今天的大学、中学、小学都是一样的，你要分这块大饼，多大多小都写得很清楚，越是在利益格局当中，人就越功利，你越功利就越背离教育的初衷、背离教育的良知，这是一个常识。

　　可是在我们这，常识变成了非常暧昧的东西。听说某大学有一个老师，57岁，生癌去世了，他是这个大学曾经最受欢迎的老师，讲课非常优秀，免费为民工孩子上课，但临死之前还是讲师。当我知道这个例子之后，我已经在学校待了两三年，我知道像这个老师的角色是非常被人“讨厌”的：你这么教，我们怎么活？

　　我在学校里面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比如我的学生想让我课余的时候再教画。有时我实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时候，要在没有其他老师在的情况下，才敢去指点一下，还要他们不告诉任何人。我想大家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教师教书，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学生的权利和义务

　　学生则是这样一个情况：我非常惊讶现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最最没有地位的是学生。

　　我很惊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有一个权利就是交学费，义务就是考试，是非常被动的关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发现学生很快适应了这种现状，而师生关系非常温馨的一面和尊敬的一面却没有了。至少我在艺术学院里面很早听到一个说法，“我上这个课就是要和老师混个脸熟”，这个不是师生关系，而是关系学中的关系。

　　我经常会想起，中国这几十年经历过来的师生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师生关系。在座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应该记得“文革”时候的师生关系，有7/10以上的老师长时间在一个非常暴虐的情况下生活；大概持续了六七年，上山下乡开始了，红卫兵下乡了，这种状况才有了变化。可是今天的师生关系又是另一种扭曲，或说没有师生关系只有利益关系。

　　扩大而言，不仅是师生关系，试问今天医生和病患是什么关系……我不敢延伸想下去，难道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都被扭曲和毒化，只剩下钱的关系？我这么说非常粗线条，可能也非常粗鲁。我接触社会的层面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一会儿再交流。

　　“教育后果”更令人担忧

　　回到教育上，我讲最近一个例子。

　　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参加了凤凰电视台的节目，讨论要不要废除英语四级考试，这是我关注的问题。

　　当时正方有两人，一个是广播学院教英语的，另外一个是新东方老师。反方有五个人，包括我，另外两位是老先生，这些都是强烈反对英语考试的。

　　我一去就很兴奋，心想可以好好辩论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才辩论了10分钟之后我就气得没有话说。

　　原因不是在正方，也不是反方，而是在座听众。

　　我忽然发现我现在面对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这种教育的后果，真正严重的是教育的后果，他们非常沉重地给我上了一课。

　　当时，我带了3个绘画专业非常好但因为英语没过关而无法读研的学生，等到这三位同学发言后，观众席上有70％以上的学生举牌反对。

　　其中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说，“英语不通过，你凭什么资格考研究生？”

　　这个大家已经很早说过了，包括很多学生说，“你既然教艺术系的，你就不要让他们考研究生，因为我们有游戏规则。”这个我们另外讨论，但是我非常惊讶，座中这么多同学会毫无同情心。

　　考不考英语，这个事情是可以讨论的，但是面对毫无同情心的年轻人，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想起，刚才在楼道里面听到另外一个教育家童第周的话，“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别人的老师，但他可以变成别人的朋友。”

　　这是可以深思的一句话，我和我的学生现在就是朋友关系。我在做老师的时候和学生像朋友一样相处，但是学生能不能和我像朋友一样相处？同学之间能不能真正以朋友相处呢？我不敢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