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００６年１０月５日６时３０分，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沈阳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廖汉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

　　跟着贺龙参加革命

　　1911年11月14日，在澧水源头的湖南桑植县樵子湾的一个小山村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他就是廖汉生。他的本名叫廖百俊，学名叫廖杰，名字中寄托了家族的希望，而“汉生”其实是他的小名。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部队里任职，做些文墨事。在廖汉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与贺龙就将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良良和他定下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也就与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家人的关心、照顾。

　　在贺龙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家庭中有人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现在你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辈子，今天总算找到了。我跟着共产党走定了!”这一幕在廖汉生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使他更加敬仰贺龙。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不管生活如何艰苦，也不管战斗如何残酷，廖汉生的革命意志总是越加坚定。廖汉生先后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敌后抗日的战斗洗礼，解放战争的大浪淘沙；他的官衔也从团政委、师政委、军区政委，一直到军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多年后回到家乡，或与人说起时，他仍然自称：“我是一个山里伢。”

　　革命中的家庭悲剧

　　廖汉生自从参加革命后，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1933年5月，廖汉生的妻子和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廖汉生的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1934年春节前，部队要从家附近经过，廖汉生特意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才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自己赶回了部队。那晚，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肯走，弟弟、弟媳留下陪她。拂晓时朱照环果然带着团防队来了，围住屋子一阵乱枪，弟媳被打死了。

　　廖汉生怒火满腔，找到关向应政委，要求带一个连回去报仇。关向应没有给他人，也不同意他回去，严肃地说：“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他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担心跟随部队出发了。

　　从那以后，又是一年多没和家中亲人见面了，廖汉生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儿子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不幸夭折了，妻子、女儿跟着母亲，老少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红军这回一走，她们的命运肯定是凶多吉少。

　　廖汉生思念家人，但是他又懂得自己作为师政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他顾不上回家道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他的妈妈和妻子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那日一别，廖汉生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中期，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传来的却是妻子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同在延安工作的四川妹子，两人结婚了。

　　没想到，全国解放之际，随着家乡的解放，廖汉生又得知前妻没有死，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卖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往日深情却难以再续。这是国民党给廖汉生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尽职尽责的副委员长

　　1981年，廖汉生步入古稀之年，他先后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提出退下来的要求。1983年，因为新的工作需要，他结束了几十年南征北战、东奔西跑的生活，定居北京，但他并没有退休。该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廖汉生同志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又一直干了五年；该年6月，他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8年3月，廖汉生继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廖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即使后来退下来了，他也没有停息下来，而是整理回忆录，记述革命经历，总结历史经验，抒发人生感悟。他还到全国各地走走，察看民情。

　　回首90余年的人生旅程，廖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一生，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经过万里长征的艰难困苦，头上被子弹穿过窟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参加革命时树立的理想没有改变，入党时立下的誓言没有动摇，始终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过来了。这条路走对了。”

　　

　　■据《张家界日报》、《廖汉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