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两个失衡：内部经济的失衡与外部经济的失衡。

　　从内部经济来看，中国的失衡表现为数量巨大的失业。中国有13亿人口、7 亿劳动力，但现在由商品劳务市场和货币金融市场之均衡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只有4亿5千万至5亿左右，尚有2亿左右的劳动力面临失业，这部分人基本上在农村。从对外经济角度来讲，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8千多亿，今年可能超过1万亿，这说明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巨额顺差。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来让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达到最后稳定的均衡呢？

　　■充分就业是首要目标

　　中国有2亿多过剩劳动力，这个存量是历史的遗产——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留下的遗产。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不够发达，不发达就一定有剩余人口。所以摆在社会政府面前的任务是怎样让7亿农民有活干、有钱拿。充分就业是政府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为了能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付出任何成本都是值得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要分享这个成果就得靠增加和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就业总量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上的因素所造成的，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比重要高出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5%，但是农民的收入却不到城市人的三分之一。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工业占GDP的52%，但所吸纳的就业人口只占22%。特别是我们中国工业在搞自主创新时，会淘汰一部分没有技能的就业人口。第三个问题，服务业能创造就业，但现在的服务业占GDP总量太小了。

　　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为了增加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城乡间的结构问题，包括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这个制度性的障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土地制度、城乡居民受教育的差异，这三个因素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第二是行业间的结构问题。教育的国民差异导致了劳动力在行业间较难自由流动。因此说，中国简单地增加投资并不一定能增加就业。比如投资在高科技产业就不一定能增加就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政府转变职能和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将政府用于企业投资的现金流转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并通过不断增加公共教育投资来消除存在于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的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

　　目前中国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家”企业，主要是指那些尚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个私经济；第二类是“干部”企业，主要是指那些尚未进行过彻底的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这是计划经济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两类企业在当前中国占了企业的绝大多数。第三类是“企业家”的企业，这类企业在我国还只是少数。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产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竞争为前提，以盈利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并且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考虑到“资本家”企业和“干部”企业均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所以中国企业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任务应当是把“资本家”的企业和“干部”的企业，改造成“企业家”的企业。

　　■江浙沪，谁过得更富裕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的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在结构上大致如下：在GDP排序中，江苏各个城市名列前茅，上海居中，而浙江各个城市的排序则相对靠后；但是，有意思的是，该地区16个城市的人均国民收入（即人均GNP）的排序却刚好相反，浙江各个城市的排名均靠前，上海仍然居中，但江苏各个城市的排名却靠后。

　　这个结果是由长三角两省一市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由于改革开放前江苏省国有企业比重相对浙江要高些，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了一定压制，因此在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就需要采取大量引进外资的做法，这就造成了江苏各个城市GDP增长很快，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江苏各个城市的GDP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分配给前来该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的。

　　相比之下，浙江各个城市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在改革开放前，浙江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前线”，政府的投资很少，国有经济部门相对较弱，因此，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巨大市场空间给浙江民营企业创造了巨大成长空间，所以虽然浙江各个城市的人均GDP要低于有外资大规模参与的江苏各个城市，但是，正是因为没有或者很少有外资的参与，浙江各个城市的人均GNP却要大大高于江苏各个城市，原因就在于浙江各个城市的GDP并没有被外商分享。

　　上海之所以会处在居中的位置，原因在于上海与江苏的苏南地区一样，也是靠引进外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但是，上海与江苏的苏南地区又有所不同，由于上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所以其引进的外资在产业结构上又要高于江苏的各个城市，其中服务业与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自主创业、自主经营（也就是“做老板”）的浙江人最富有，从事服务业（也就是“做白领”）的上海人其次，而主要从事普通加工制造（也就是“做蓝领”）的江苏人相对来讲是收入偏低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浙江那种以较低的GDP总值换取较高的人均收入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提倡的，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领悟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中国要挤出外商企业，采用税收国民待遇的做法是有很大风险的，相反，我们如果能够像浙江那样通过发展本土经济、搞好民营企业的做法确实切实可行的，它不仅能够让GDP与GNP实现均衡增长，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劳动者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目前最紧缺的是工程师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是供不应求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这个观点，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怎么能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供不应求呢？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中国大部分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是学文科的，然而中国最紧缺的是工程师！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旦企业想要自主创新了，突然之间它们就会发现找不到好的工程师。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存在大学生失业的问题不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投资过多了，而是太少了，正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投资太少了，所以在中国就办不起工科，而只能办投入相对较少的文科，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工科生供不应求，文科生供过于求，不断增加的招生指标是完成了，但是企业工程技术人才与创新人才高度短缺、同时又有一定数量的文科生无法进入市场就业的矛盾却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是教育总量投入的不足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且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力资本的供不应求。

　　■100公里经济区

　　我国东西部在经济发展上出现差距并非是政策上的原因，因为对外开放政策早在10年前就已经遍及祖国各地了，在我们看来，造成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即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之下，外资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必然会选择运输成本较低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必定会造成中国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与西部地区的缓慢增长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呢？众所周知，贸易是需要成本的。根据有关测算，海洋的运输成本以“分”计价，铁路的运输成本以“角”计价，内陆集装箱的运输成本以“元”计价，所以海洋的运输成本最低。

　　正因为有了海洋与内陆运输之间巨大成本差别，所以，自从有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海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把全世界的产业、人口规模集聚到沿海100公里宽的土地上。今天，在工业化发达的西方国家，大致有70％左右的人口集聚在沿海地区，借助于海洋运输的竞争优势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获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如果一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沿海，那么东部地区就会因此而获得迅速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是西部地区沿海，那么西部地区就将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政策就可以改变的趋势，而是客观的空间地理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若要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让人口流动起来，让西部的人到有就业机会的沿海地区来获得工作机会，进而分享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借以达到增加他们之收入的目标。就像物理学中的一个小实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一个水管是相同的、从而水是可以不受阻碍地流动的，那么不管这根水管哪头更高些，水平面将会是一样的。这种物理学的原理在经济学上就被称之为要素收入均等化的原理，其方法就是通过改善要素的可流动性，来实现要素价格，比如工资收入的均等化。

　　■政府转型促使经济转型

　　中国要走出宏观调控周期，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就必须积极创造内需，有效改善供给。创造内需是以增加居民收入为前提，随之而来的是消费支出的增加。

　　为创造内需，就要尽可能的减少农村人口，政府不仅要对农村收入偏低的贫困居民给予必要补贴，更要对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补贴，以便刺激更多的农民去分享城市化发展的好处。除创造内需外，还需加大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当然，我们必需指出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听凭自由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能够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稳健并且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干预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则要看国家干预的方向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得当。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低估且保持固定是一种正确而又明智的做法。

　　回到内部经济来看，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促成中国经济从外生增长向内生增长的转变。

　　总之，在今天的中国，假如没有政府转型，那么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所以，尽管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平稳增长依赖于多种因素，但是，政府转型始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