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潘基文当选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已成定局。这次很多优秀人士竞选，潘基文脱颖而出，并非偶然。1995年我曾同他在APEC共事，同为自己国家的APEC高官，对他的为人处事颇有了解，有些事印象深刻，至今难忘。我为他顺利当选感到由衷高兴。

　　一位温和公正的外交家

　　潘基文在竞选过程中一马当先，很快取得绝对优势，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反应积极。但也有人担心他“过于亲美”，或认为他“过于软弱”，其实不然。他是一位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人情味。他在美国工作多年，确实同美国关系密切，但他同很多国家关系都不错，同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友好。如果说他“亲谁”，他“亲”的是韩国自身，以及维护国际行为准则。

　　我与潘基文有过一次难忘的合作。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反对后者；中日韩等成员，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坚持后者，反对前者。当年APEC先后召开了6次高官会，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潘基文私下告诉我，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争取，不能妥协，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近似，因此我自然很同情潘基文，完全赞成他 “分头磋商”、“共同奋斗”的主张。我们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我强调，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是“意向性的”，APEC遵循自主自愿原则，中国不能同意在“大阪行动议程”序言中写明“全面性”和“约束性”；他则强调必须写明允许“灵活性”，以体现APEC的自主自愿原则，否则中国方面不会妥协，韩国也很难同意。

　　以“灵活性”解决难题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即在序言中写明，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我由于经验不足，开始时不大理解，不以为然，认为序言是指导性的，如明确写上要全面按期完成，岂不等于有“约束性”。潘基文耐心地解释说，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如果总则序言有某一说法，具体条文中又有另一说法，那就等于争取了“例外”条款，序言的说法实际上就不管用了；这是对我们有利的，符合我们的基本立场。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金泳三总统高兴而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终于赢得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有力地推动了APEC领导人大阪会议进程。这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这正是联合国秘书长素质所需要的。

　　潘基文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潘基文有时也很幽默。为了感谢中国方面的有力支持与紧密合作，他建议韩国政府一定要邀请我进行友好访问。访问期间，潘基文亲自与我共进晚餐和观赏歌舞晚会，畅叙当年合作取胜的情景。他还向我赠送“总统手表”（刻有金泳三名字）作为“大阪合作纪念”。我祝他荣升要职，他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说“请多多关照”。他谈笑风生，幽默中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