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潘渊在昆明的一次聚会中，与相识了近20年的老朋友再次上演那场重复了很多次的“论战”。对方建议潘渊尽快回归常规生活，认为他即使想帮人，也应等到赚够钱，有相当的能力以后。

　　在潘渊的周围，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小有成就者，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

　　潘渊时常感受着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他只得经常与“无国界医生”里另外两位内地的国际救援人员——王娅和王俊互相鼓励，并分享作为一名“国际公民”的光荣与快乐。

　　潘渊在香港的同事欧耀佳医生也是感同身受。已经年过四旬的他曾4次赴海外参与救援，同样4次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不得不每次都耐心地向对方解释——他来自中国香港。

　　在离开今年的援助地利比里亚的前夕，欧耀佳遇到十多位到此打工的辽宁同胞，他们近一半人患上了疟疾，欧耀佳给他们进行了紧急治疗，并在临走前为他们画了一张中英对照并配有插图的看病流程表。回港后，欧耀佳经常惦记着那几位同胞，在没有中国志愿者的环境里，不知他们能否顺利地告诉外国医生哪里不舒服。

　　值得庆幸的是，每次到国外执行任务，潘渊和欧耀佳都能碰到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救援队，他们通过政府间的合作，营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有些数据仍然让我们不甚乐观——美国50%的公民都是积极的志愿者，75%的美国人曾向慈善事业捐款，2000年这些志愿者的服务价值量接近2400亿美元。而中国的志愿者参与率只在30%左右，其中约70%还是以政府或单位组织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参与志愿行为的比例甚至低于以色列等国家。

　　潘渊和他的中国同事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

　　再过两个月，潘渊又将奔赴海外参与救援行动，但对于32岁的他来说，这极有可能已经进入志愿者生涯的倒计时。两年前，他已经答应妻子陈红波，未来3年内他会换一份稳定的工作，陪在家人身边。潘渊和妻子相识于2000年春天的一家街头餐厅，对方一直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但她同样是一名普通的女人，需要一个安定温暖的家。

　　现在，即将出发的潘渊尽量将时间用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他会陪父母聊天，与朋友聚餐，极有耐心地陪妻子逛街或一起看最热播的电视剧。他尽量不去想将来，即使家人已经开始积极地规划美好的重聚生活，但对潘渊来说，这毕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