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首位内地成员，潘渊感受过非洲的饥饿，也见识过南亚的难民营。

　　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国外参加救援的时候，他总是被询问是不是日韩人。无论如何，对于潘渊来说，八年的无国界生涯既是收获之旅，也是孤独之旅。

　　首位中国内地成员

　　10月20日晚，当身穿“无国界医生”文化衫的潘渊在中山大学一间普通教室里完成他30分钟的演讲后，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灯光依次亮起，模糊了他身后白色屏幕上那一幅幅非洲掠影。人群开始收拾思绪，随即掌声响起。

　　潘渊腼腆地向四周点头致意，一些大学生则纷纷竖起了大拇指。8年前，同样如此年轻的他，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并在1999年与当时世界各地12000多名同事分享了该组织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妙时刻。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洲阳光的气息。他是该组织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救援人员，从2001年6月起，他先后在苏丹、孟加拉、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救援项目中从事后勤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曾每天穿梭于非洲的灌木丛中为队友准备物资，曾在难民营的淤泥里搭建帐篷，也曾在地震过后的瓦砾中抢救通信设施，还曾在医生赶到之前，握着那些在痛苦中呻吟的陌生人的手。

　　然而，一直以来，潘渊的心情比他的异国同事要复杂得多，继他之后参加国际救援的中国内地公民，在5年内仅仅增加了两名，并且至今仍没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医护人员直接工作在国际救援阵地的第一线。

　　这几乎成了潘渊多年来的心结，以至于当晚演讲结束后，陷入大学生包围的他，在耐心解答完每一个问题后，总不忘叮嘱那些年轻人一句：“其实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外国人。”

　　8年前那个秋天

　　10月的昆明几乎看不到一丝秋天的痕迹，绿色和温润依然眷顾着这座城市。32岁的潘渊正在滇池旁的家中享受近两年来难得的悠闲，他终于可以时刻陪伴在家人身边，而无须在异国僻壤音质低劣的国际长途中互诉衷肠。

　　两个月前，潘渊还忙碌在乌兹别克斯坦，那里有着零下30℃的冬天，油腻的手抓饭，以及更多正在饱受结核病折磨的贫苦百姓。这是他自2001年6月走上国际救援道路以来工作过的第五个地方，而这一切都与8年前的另一个秋天有关。

　　1998年，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一年多的潘渊，在先后换过几份短期的工作后，开始疯狂地爱上英语。这位大学四年都不曾拥有过一本外文词典的24岁青年，突然放下一切跑到北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英语专项训练，这引起了一位正在“无国界医生”云南项目点工作的朋友的注意，他将该组织的一个翻译空缺介绍给潘渊，并鼓励他去尝试NGO(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方式。

　　当年9月的一天，经过几番犹疑的潘渊一身T恤牛仔裤走进了“无国界医生”云南项目点的办公室。一个星期后，该组织一位30多岁的苏格兰护士在电话里欢迎他的加入。

　　2001年2月，先后参与了国内1998年长江水灾和怒江结核病治疗等救援工作的潘渊，报考了“无国界医生”的国际救援项目。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潘渊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苏丹人道救援项目点从事后勤工作。

　　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告别了这个生活了27年的城市。

　　饥饿的苏丹

　　位于红海西岸的苏丹，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内战30年，丧生200万人。12年前，出自南非记者凯文·卡特之手的著名作品《饥饿的苏丹》，用一个即将饿毙的伏地女童和一只候食的秃鹰，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北非的角落。

　　潘渊在2001年的盛夏踏上这片土地。沿途景色粉碎

　　了潘渊关于森林和土著的非洲想象，这里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衣着严实的伊斯兰教徒，狂风夹杂着黄土摇晃着仅存的灌木丛，只有偶尔跳跃于孤树上的猴子和追逐腐肉的秃鹰，才让人嗅到一点生命的气息。

　　“无国界医生”在北苏丹的救援基地位于离第二大城市加达里夫150公里的一个边境地区，再往东40多公里就是埃塞俄比亚。这里的夏天拥有40℃以上的日均气温，缺乏足够的食物、水和最基本的医疗。

　　在潘渊到来之前，已经有来自荷兰、英国和苏丹等地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这是一种经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致命性寄生虫病，每年致使全球6万人死亡，影响人口达2亿。许多苏丹平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除了那充气般鼓胀的肚子。

　　所谓项目点几乎就是一座“野外医院”，10座圆顶草棚最高峰时一个月要接纳500个病人。潘渊努力适应这一切。他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加达里夫、基地和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还要经常在超过50℃的屋顶上检测通信发射塔，偶尔还要驾着那辆老款白色丰田吉普在附近区域做项目评估，同时也为那台破旧的10千瓦发电机寻找柴油，以勉强“供养”医院内那几盏昏暗的灯泡和两把摇晃的小吊扇。

　　有一次，潘渊与同事来到加达里夫帮助当地政府医院维护设备和修缮病房。在扶正了几堵将要垮的墙体后，潘渊的目光停留在20多米外的一张病床上，一种莫名的直觉让他走了过去，躺在上面的男人已经死了，干瘪的尸体也在异味中爬满了苍蝇，而身旁的人却对此全然不觉。同事事后安慰潘渊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潘渊随后又在很多乡村诊所里见过类似的场景，那些躺在冰凉地板上等待药物的无助村民，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几乎只剩下骨架，唯有那偶尔闪动的呆滞眼神还在证明着他们的存在。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