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东部城镇韦尼格罗德4日见证了一次特别聚会，约40名参与者都是德国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他们被称为“希特勒婴儿”，是当年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制造“雅利安超人”秘密计划的产物。

　　这是“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聚会。如今都已年过六旬的“希特勒婴儿”们在聚会中公开讲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纳粹秘密计划

　　“希特勒婴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当时，德国纳粹为实现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在残忍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和划分“劣等”族群的同时，还炮制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源”的秘密计划。

　　秘密计划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牵头，目的是在全欧范围制造“优等”雅利安人。纳粹在欧洲建立特殊产房，符合种族标准的女性可以在此生产金发碧眼的未来精英。其中约６０％产妇为未婚妇女。纳粹利用当时社会不接受未婚先孕的现实，将新生儿从母亲手中夺走，送到纳粹党徒家中抚养。

　　以１９４０年为例。纳粹占领德国周边一些国家后，鼓励士兵在当地寻找雅利安血统的妇女，并在这些国家建立１０所特殊产房。最后约有８０００名婴儿出生。

　　两年后，即１９４２年，纳粹开始在这些国家仔细挑选具有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儿童，并把他们强行带回德国，接受纳粹教育，使之“德国化”。

　　为掩盖事实，纳粹在二战结束前销毁“生命之源”计划的许多文件。欧洲到底有多少“希特勒婴儿”至今仍是未知数。据估计，仅在德国一地，这一数字就在５５００人以上。

　　“生命痕迹”聚会

　　由于许多“希特勒婴儿”在纳粹党徒家中长大，或父亲就是党卫军成员，他们有很强的负罪感，许多人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希特勒婴儿”们４年前才开始首次私下聚会，去年正式成立了“生命痕迹”组织。约６０名组织成员中，大部分都是“希特勒婴儿”。

　　“生命痕迹”举办这次公开聚会，鼓励“希特勒婴儿”正视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励支持，并分享寻找亲人的经验。

　　组织成员维奥莱特·瓦伦博恩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鼓起勇气公开身份，讲述我们的故事。”

　　另一名成员吉塞拉·海登赖希表示，有必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故事。“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海登赖希说：“‘希特勒婴儿’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

　　心灵创伤难平

　　纳粹的秘密计划造成“希特勒婴儿”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遭受许多创伤。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６６岁，是纳粹１９４２年强行带到德国的“希特勒婴儿”之一。当时只有两岁的海尼克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他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的身份，这一事实困扰他大半生。

　　尽管和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相比，海尼克的生活还算不错，但他说：“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他从去年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亲人。

　　现年６４岁的汉斯－乌尔里希·韦施是出生在韦尼格罗德的“希特勒婴儿”，被送到前民主德国长大。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一直阻止他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几年前，韦施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我和妈妈心灵相通，”韦施说：“当她见到我的时候，她高兴极了。这些年她也受了很多苦。”

　　和许多“希特勒婴儿”一样，韦施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所以总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他说，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除遭到社会歧视与遗忘外，许多“希特勒婴儿”从小接受纳粹教条“洗脑”，因而受教育程度不高、情感不健全。在挪威，不少“希特勒婴儿”仍在通过法庭争取他们在战后遭受耻辱与忽视的赔偿。　　　　张代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