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记者：作为一名读者，我阅读过您的《不是为了出版》、《家藏的枪》和您的一些短篇小说，如果向中国读者介绍您的作品，您最希望介绍哪些？

　　戈迪默：你刚才提到的《不是为了出版》已经是一本旧书了，1965年出版的。《跳跃及其他短篇小说》和《士兵的拥抱》是两本比较新的短篇小说集。《家藏的枪》是1998年出版的，这部长篇已签署了中文翻译合同。我想，像《家藏的枪》这样的小说也许能够翻译好。这部小说是关于暴力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暴力。

　　

　　记者：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直到1991年南非的民主曙光初现之时，您才获奖。您觉得这和南非的政治形势有什么关联吗？    

　　戈迪默：没有任何关系。你不可能仅凭哪一本书就能获奖，而要看你主要的创作成就，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是些上岁数的人，我获奖时快68岁了。

　　

　　记者：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感受吗？    

　　戈迪默：一位作家在真正获得诺贝尔奖前的至少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里，都会被一直排在候选人之列。每年揭晓之前，总有记者打电话给我：“你已经排上名了，将获得诺贝尔奖，你有什么感想？”我总是告诉他们：“如果我得了奖，我会告诉你的，再见！”然后就挂断电话。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获奖。在我获奖的前一年，也就是1990年，墨西哥诗人帕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我的朋友，我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比我的年龄要大得多。当时的情况很显然，诺贝尔奖的得主不是他就是我。但我替他高兴完了也就再没去想什么，那几年我已经习惯了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第二年文学奖揭晓时，我正在纽约联系出版新书，住在儿子的公寓楼里。那天我起得很早，想打个电话又害怕吵醒家人，便悄悄去厨房。我正走进厨房要拿起电话时，电话铃响了，是瑞典的一位记者通知我，说我刚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我了解这位记者，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记者：您阅读过中国的文学作品吗？    

　　戈迪默：没有。文学的翻译沟通是我经常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现在都在讲全球化，事实上在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也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全球化趋势迅猛，差距正在缩小。但如果看看文化方面，则这种全球化现在的代表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中最低档次的那一部分。不管你到任何地方，打开电视，到处都是美国那种粗俗浅薄的闹剧，这种闹剧居然还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差不多充斥了整个世界，从匈牙利、赞比亚到日本，到处都一样。另一方面，谈到书籍和文学作品的交流时，翻译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差太少，尤其是对非西方文化的介绍和翻译更是如此，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就更是少得可怜。

　　李新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