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原有国籍而论的话，至目前为止，非洲共拥有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6年尼日利亚的沃雷·索因卡、1991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2003年南非的J·M·库切。在这个地球日益成为村落的世界里，国籍其实已是很靠不住的事情了，因为这三位作家其中有两人完全是白人，而其中一个黑人，也已定居美国。但他们的文学成就却是世界文坛所公认的，而且，肤色在此也许并不说明一切，因为戈迪默与库切对于非洲命运的痛彻心肺的解析早已超越了肤色与种族。

　　沃雷·索因卡是非洲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34年，索因卡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的一个小城。由于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受到了西方和非洲传统文化的双重教育。20岁时，索因卡获奖学金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戏剧。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从那时起，索因卡就开始专场朗诵反种族歧视的诗歌，并上演由他创作的反映尼日利亚在殖民统治下凋敝情景的戏剧，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家乡父老获取自由而奔走相告。1960年，尼日利亚宣布独立。索因卡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尼日利亚，创建国家剧院，并在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时，创作了《森林之舞》等4部戏剧，震动了世界剧坛。1986年，索因卡因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业小镇斯普林斯。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戈迪默从小个性独立，9岁就开始学习写作，迄今为止，戈迪默已经有10部长篇小说和10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面对世界的悲惨，戈迪默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她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对她来说，是比写作更困难的工作。但是她坚持在公民生活中为自由而斗争，致力于为南非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环境，否则“我就不能保持我的自尊，我就不得安宁。”她积极关注世界局势，除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之外，她还参与改变贫穷与疾病的斗争，关注黑人的受教育问题、艾滋病和死刑等问题。这样深厚而执著的人道主义立场，源于戈迪默童年的特殊经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非德兰士瓦省斯普林斯矿区小镇上，这个白人小女孩常跟着她的母亲，到城郊一家小店铺买东西。小女孩惊讶地看到：白人店主对那些黑人矿工顾客态度十分粗暴，并且无理索要高价。童年的见闻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等到年岁稍长，她了解到，那些店主大多是从俄罗斯和立陶宛流浪来的犹太人，他们逃离了被侮辱被杀戮的命运，却反过来欺辱比他们地位更低下的黑人。她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她的朋友，于是9岁的小姑娘开始写作。当她长大后进入修道院学校，在公共图书馆阅读契诃夫、普鲁斯特、萨特、加缪、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她同样发现，在图书馆这知识的殿堂里，黑人与狗一样不得入内。种族歧视的现实，激发了这个小女孩一个强烈的愿望：把她的经历和思考告诉一切人。从此笔杆伴随了她的一生。

　　另一位南非著名作家J.M.库切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库切于1940年2月9日出生在南非开普敦。他最先在开普敦求学，随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但当时由于未能获得绿卡，他被迫回到南非。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期间，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库切至少写了9部小说，发表了若干论文集及其回忆录《少年时代：来自省城生活的情景》。该回忆录描写了作家走向成熟的艰难努力。在这本回忆录中，他提及了童年对语言的狂热。尽管生活在一个南非荷兰语的环境中，他却是在一个讲英语的家庭中长大。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但却也能说流利的南非荷兰语。他属于两个语言社会，但有时也都排斥它们。这种混乱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流露。库切的写作手法非常严厉，多描绘了死亡和暴力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凄凉与冷漠。

　　相比较纳丁·戈迪默，库切的风格更为犀利而冷峻，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经常受人讥评，但对库切，似乎他们真的读懂了他：“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籍的基础，使自己远离戏剧化的解悟与忏悔。”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提到南非的种族问题，似乎就是过去对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让你马上联想到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其实“南非黑人”这名称并非简单的种族概念，是当时官方的高压政策把混血种人与土著撮合在一起，结成了“南非黑人”这一政治族群，这些有色人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们还“无法表达自己”。

　　虽然“非洲”已被好莱坞预设成“异质浪漫”符号，但非洲的文学却仍保持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批判精神。正如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它们都是令人不安的，因为读者能从中看到自己内心的深处，而并非皮肤的深浅。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