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11日公布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名列前六名。北京等13城市被列为中国投资环境的“银牌”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徐逢贤，在评价世界银行公布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时表示，北京落选投资环境“金牌城市”不科学。

　　北京落选了，上海也落选了（它们只上了银牌榜）——这份由世界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动用1200余人对120个城市的12400个企业历时一年多面谈式调查、分析而出的“投资环境金牌榜”上，缺席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名字。也难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徐逢贤会臆断其“他们倾向于回避政治中心城市，所以在这一排名中作为首都的北京必然受到影响”，但，显然这个理由无法帮上海深圳等黄金城市圆场。那么，这份榜单究竟是“酸葡萄”式地凸显着西方评估标准的“去政治化”特征、还是一则值得我们虚心倾听的“好寓言”呢？

　　比利时首相伏思达曾说过一句话：“经济政治就像骑自行车：弯腰但要眼看前方，沉默但要拼命骑踏。”毋庸质疑的是，我们的城市在地方政府治理、投资环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展方面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宜资”是一个动态的趋向，决非简单的现有企业数量和人均GDP的静态PK。经济学家徐逢贤认为其不科学的理由是“世界500强在北京和上海投资的企业都达到400多家，北京的人均GDP名列全国第四位，上海则名列全国第一位。这样两个城市都落选世界银行评选出的金牌城市，显然评选的指标不标准，结果自然是不科学的”，这个逻辑怕是存在悖谬的——就譬如一家面包店人满为患，就一定证明这个店家的面包“很适宜购买”、而买面包的人就很有幸福感吗？如果全城只有这一家面包店呢？如果不吃面包就得饿死呢？何况从投资而言，牵扯到成本利润率、政治辐射效应、区位溢出比等多种因素，这就好比居住人口最多的城市未必最“宜居”一样的道理。

　　看看人家是怎么解释“宜资”的吧——随便举两个数字：统计表明，此次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城市，企业与主要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平均为每年三十六天，而排名最后百分之十的城市为每年八十七天；企业在娱乐和旅行上的支出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工具，在排名前百分之十的城市，企业在这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七，而排名最后百分之十的城市为百分之一点九……换句话说，这个榜单不是看直接经济指数的，毕竟这是“适宜投资榜”不是“经济实力榜”，更看重的是行政投资环境、教育和技术培训、医疗卫生以及环境质量等“和谐构建”对投资方的影响。一个企业与政府交际流程繁复、通关时间漫漶、企业腐败性额外支出夸张的城市，怕是连“银牌榜”也上不了的。在这些问题上，北京上海等城市究竟排名如何，人家自有一份详尽的数据，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主观否定得了的。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牌城市”，就得有直面不足的勇气和魄力，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得不到小红花就说那小纸片没意义。世行的这份投资环境评估报告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是一个问题、而我们能否从评估报告中读出城市发展与结构性调整的契机是另一个问题——在城市经济外向化的进程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的城市政府“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