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大的变迁之一。从1998年至今，城市化率提高到41.8％。可以预见，未来15年仍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感受着城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感受着给各个领域带来的冲击，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城市发展模式中

　　教育规划缺位

　　` 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在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做法，主要采取的发展模式有三种：

　　城镇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县城和建制镇，使少数基础条件较好，潜力较大的小城镇发展成为小城市，其中部分条件更好、潜力更大的发展成为中等城市 。

　　城市发展模式。发展的重点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赞同这种发展模式的人认为，21世纪是城市圈的世纪，无论是就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还是就其对周边区域的市场辐射或扩散效应，无论是就其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作用，还是就其公共资源的利用，大城市都远比小城市更具有效率和竞争力。

　　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发展的重点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培育发展国际性大都市，充实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发展新城市。

　　三种城市发展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忽视城市的文化，忽视城市不同战略选择产生的教育问题。

　　城市快速发展

　　教育结构失调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向。国际城市化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资料预测，我国城市化在2020年将有历史性突破，城镇人口超过54％，首次多于农村人口。

　　城市化的速度加快，给城市教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设在地级市的专科学校从城市建设的要求出发，纷纷升格为本科院校，教育的重心迅速向本科以上转移，高职高专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整个教育结构渐呈头重脚轻之势。

　　与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减缩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研究生扩招迅速，2002年起每年增长20％以上，2003年增幅达32％。其结果是教育过度与不足并存，人才市场出现了怪现象。一方面是一些大学生只好“委屈就业”，硕士生干本科生干的事，本科生干专科生干的事，形成所谓的人才高消费和“学历过剩”；另一方面社会需要的高技能技术人员稀缺，有的企业开出26万元的年薪寻找钳工。

　　低学历劳动者

　　被“挤出”岗位

　　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城市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财富不断聚集的过程。

　　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差异，使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差别十分明显，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子女在获得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上严重不平衡。有研究表明，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远大于经济差距。

　　受教育机会少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受到的影响。由于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越是低技能的劳动力就业就越困难，他们的收入水平几乎难以增长。也就是说，由于农民接受知识教育的机会大大少于城市居民，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扩大。

　　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在迅速增加，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较高知识和较高技能的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开始向生产第一线靠拢。这种趋势对于知识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对于受教育机会少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威胁。他们可能失去工作机会。

　　农民提升素质

　　依靠教育实现

　　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要求农民市民化。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也并不是简单的身份和户籍的改变，素质、能力、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会跟着转换和提升。这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一方面，在社区教育方面，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对进城农民进行现代观念和城市公共生活意识、城市文化意识教育；进行市民守则、城市文明规则和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在就业培训方面，要求扩大培训规模，动员各种教育资源，解决已经进城的一亿多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因为农村劳动力只有经过教育和培训才能有效转化，投入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城市成人教育规模空前扩大，而目前城市在教育条件、设备、师资、课程等方面，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要求教育多样化，尤其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都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是必须克服的难题

　　过去二十多年来，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目前中国城镇的常住总人口差不多已经达到了5．2亿多。不过，拥有城镇户口的市民人数，却只有2．5亿多。也就是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中，有一半多没有被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从现在来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主要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义务教育完成情况不佳。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有近2000万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这些孩子的失学率高达9．3％甚至更高，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按照正常年龄升入适当的年级上学；第二，由于上学费用(借读费、赞助费、活动费、伙食费等)高、公立学校设置入学考试、各地区选用教材差异较大等各种原因，通过进入公立学校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第三，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办学条件差的打工子弟学校学习，而要让城市公立学校把这些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全部接纳下来，无疑又会加重原本已经处于入学高峰的城市教育的承载压力。这是城市发展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农村优秀教师

　　流向城镇

　　“农村流向城镇，中小城镇流向城市，市县流向省会城市，边远落后地区流向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这是教师的流动趋向。调查显示，东南沿海仅一个中小城市，每年就有上百名外地教师“落户”。

　　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村优秀教师大量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教师也和其他人才一样，对物质条件的需求上具有“经济人”的一面，教师的物质待遇与教师流失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从流向城市的教师个人特征来看，恰恰是那些在教育教学中具有优势地位的教师在逐步向城市聚集。

　　由于缺乏教师，许多地方又不得不被迫使用代课教师。如果教师队伍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状态，显然不利于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教育病理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有的则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偏差；有的来自于城市化自身，有的来自于教育反应的滞后；有的近期内通过政策和技术调整可以解决，有的则可能是较为长期的任务。认真梳理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教育问题，全面、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而确定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教育界以及城市管理者的共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