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体育的人，大多性格豪爽，为人真诚。荣高棠也不例外。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新中国体育发展史。而在这位元老级人物的身上，更展现着坦诚、执着、谦逊等一种种闪亮的品格。

　　勤勉 ：为体育忙碌半世纪

　　荣高棠出生在1912年，他是河北霸州人。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当年8月，他就离开了北平，跟着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流动演出了一年，后来又去了延安，一直从事着青年运动工作。

　　在1949年进入北京之后，当时在共青团中担任职务的荣高棠全力投入到把新中国体育运动事业重新发展起来的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把原来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开国大典刚刚举行后不久，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大会也在10月顺利召开， 荣高棠在会上被选为副主席，也从那时开始，荣高棠和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紧紧联在了一起。

　　1952年7月，以荣高棠为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在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荣高棠任秘书长。到1954年时，他更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协助贺龙具体负责全国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冠军、世界记录，群众体育也开展得蓬蓬勃勃。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荣高棠深受迫害，饱受种种磨难，甚至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可荣高棠仍念念不忘体育，他在江西劳动时，还再三向妻子儿女打听体委的事。正如妻子管平说的那样：“体育已经刻进他的骨子里去了。”

　　1979年荣高棠终于恢复工作，重新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从1981年8月起，他担任国家体委顾问。可在其后二十多年中，他却还活跃在体育战线上，是他，挥动了中国高尔夫的第一杆；也是他，一直担任着中国桥牌协会的领导，为着中国桥牌界第一个世界冠军而在不断努力着。

　　荣高棠这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不断努力中度过。

　　大气 ：我下，让何振梁上

　　1979年10月25日，在中国的体育史上是个闪光的日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一致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案，并将这个决议案提交给全体委员进行表决。一个月后，委员投票结果是：89张投票中，赞成的有62票，反对的只有17票——中国终于重回奥运大家庭。

　　1980年初，国际奥委会致信中国奥委会，要求提供中国将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情况。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还建议中国提出3名候选人，并注明中国认为其中哪一位候选人是最佳人选。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斟酌，在国家体委党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候选人名单，他们是荣高棠、牟作云、何振梁3位。当然，排在最前面的荣高棠无疑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名单大家听了，都表示理解和赞同。荣高棠从1949年开始就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中央体委的成立奔走呼吁，投身体育事业30多年，可以说是新中国体育的拓荒人；在体育国际交往方面，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他率团前往的。此后他以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与国际奥委会打了多年交道，后来又多次率体育代表团征战各种国际运动会，经验丰富、反应敏捷。就凭着这份资历，他代表中国担任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旁人也无话可说。

　　讨论这个名单时，荣高棠正出差外地。他回京后得知这一信息，却并没有为自己有机会获得殊荣而喜悦：“我已经69岁了，在清华上大学虽学过外语，看英文小说和讲几句口语还可以，但到国际奥委会去工作显然不够用。”

　　荣高棠还有更深的考虑，中国进入国际奥委会后，必将极大地推动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将来说不定还会有一天申办奥运会。如此任重道远，当然应该派一个年轻干练的人去。此人不仅应外语好，而且要有对外政策、国际体育事务等方面的广泛知识，这个人选，非何振梁莫属！

　　想到这里，荣高棠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荣高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把我的名字拿下来，把何振梁排在第一位！”

　　当时，给国际奥委会的报告已经送到了外交部，并已会签完毕上报到了国务院。荣高棠却要求：“追回来，我们现在麻烦一点，但将来会在国际体育交往中有大顺利！”

　　于是，在1980年2月23日中国奥委会给国际奥委会的复信中，候选人名单排列次序是何振梁、牟作云和北京体育学院院长马启伟，并注明何振梁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才有了何振梁后来当选委员，进而成为第一副主席，帮助中国在国际奥运舞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故事。

　　坦诚 ：激流勇退亦奔忙

　　因为文革中受到的迫害，荣高棠在1979年才重新恢复工作，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可就在不到两年后的1981年2月16日下午，荣高棠却说，“我要退下来。”

　　那是一次国家体委的党组生活会，会上，荣高棠做了个发言，辞情恳切：“我向中组部提出，想退居二线。第一是响应中央号召，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第二，可以摆脱大量行政事务，更好地集中精力进行调查研究。我确实是热爱体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多年从事这项事业。1979年恢复工作后，深感行政事务太多，退居二线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些问题。第三，也确实感到年纪大了，身体虽然还可以，但终究脑子差了……”

　　接着他推荐38岁就已经是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当体委主任。荣高棠觉得比自己年轻不少的李梦华一定会不负众望，在体委主任这个岗位上为祖国立新功。所以他说“愿在梦华后边当‘啦啦’队员”是发自肺腑的。

　　就这样，荣高棠在经历“文革”10年浩劫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退居二线。他的职务，变成了国家体委顾问。

　　然而，当顾问后的荣高棠，并没有因为退居二线而轻松下来，相反，他的工作行程表也是排得满满的。就以1983年为例，元旦，在杭州的篮球训练工作会议上，荣高棠激情洋溢地介绍了中国女排成功的经验；接着，在广州中国足球队的出征行列里，人们又在欢送的人群中看到了荣高棠谈笑风生的身影；一个月后，在北国冰城哈尔滨，荣高棠一个星期都在运动队里看望教练、运动员，临上飞机前几个小时，他还应邀到火车头体协做了场报告。

　　这种满负荷的运转，连比他年轻20多岁的秘书刘兴都暗暗叫苦不迭。可回到北京没安稳3个月，荣高棠又奔赴西安了解武术工作中的问题去了……

　　执着 ：弥留之际心挂体育

　　熟悉荣高棠的人知道，他生前担任了众多社会职务，可后来因为年事渐高都一一辞去了。在去世之前，他唯一保留的与体育有关的头衔，就是中国桥牌协会主席。

　　中国桥牌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邓小平同志当年有一个没能实现的愿望，就是想看到中国的桥牌队登上世界冠军宝座，这件事一直被荣高棠放在心上。所以在荣老生前，每当得知中国桥牌又取得一个好成绩，他都会表现得特别高兴。

　　在今年6月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桥牌锦标赛上，中国男子桥牌队在公开双人赛决赛中实现“零的突破”，获得中国桥牌队历史上的首个世界冠军。当这个消息传到荣老耳中时，他高兴异常，终于为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邓小平同志的心愿而欣慰，在表示祝贺的同时，甚至还关心地问起有关队员奖金的发放情况。

　　当然，荣高棠更为关心的就是有关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情况和中国体育的现状。虽然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但他的老部下常来家中做客，聊起这些话题，荣老总是句句不落，神情专注。他有个心愿，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到现场去当“啦啦队”，为在自己国家土地上举办的这样一次盛会而尽一个老体育工作者的力量。

　　然而，就在今年10月，荣高棠却得了一场感冒，随后又发展成为肺炎，老人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荣高棠曾经的秘书周铭共见证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他们最后一次去看望荣老。“当时他已经处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了，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昏迷中。我拉着他的手说：‘荣老，你可不能走啊，你不是跟大家说好了吗，2008年之前，谁都不许走，还要去奥运赛场给中国队当啦啦队呢。’”

　　这句话刚一说完，让人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昏迷中的荣高棠居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还费力地抬了抬手。显然，他已经听到并听懂了这句和奥运有关的话，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依然是体育，是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