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支持开高尔夫球课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

　　建高尔夫球场有那么轰动吗？在我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只是为了配合学校开设的高尔夫球课。

　　我们学校5年前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教学课程改革，包括体育课。于是厦大的体育课增加了30多门新课，包括攀岩、野外生存，舞狮、舞龙等，高尔夫球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让学生感觉很新鲜或很时尚的运动，让他们对体育不再感到枯燥、单调、老一套。这就可以帮助他们养成终身热爱体育、热爱运动的好习惯。

　　高尔夫球课开设后选课的学生很多，他们很喜欢。于是我们考虑建个练习场，考虑了一年的时间。厦大的新校区很大，占地2600多亩，其中有一块地高低不平，类似山坳，不适宜建其他建筑，我们修整了一下，花了200万元，把它建成一个练习场，这比修一个游泳馆要便宜得多了。

　　我觉得社会上对高尔夫这项运动认可还不够，包括其意义和成本等。一流大学的教育，要把学生内在潜力的发挥摆在第一位，我们建立这个高尔夫球练习场，只是希望能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和条件，厦大的学生就很支持我们。

　　基础研究应从国家需要出发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大学教授经常被强调为“孤独的思考者”、“自由派”，可最近我在我们学校的会议上拉掉了我自己两页纸的讲话，而引用了我的老师、一位老教授的观点，用来打破这个“自由派”。

　　这是一名在基础学科领域知名的老教授，一直埋头做学问、发论文。所以我碰到他时习惯性地问他，发了多少论文？结果他回答：发论文？这个时期已经过了。如果我要写文章，90%的文章发表应该没问题，可我现在考虑的是，我们做这些为了什么？基础研究应该从国家需要出发，比如现在国家遇到能源危机，那么我们应该尝试为国家解决这些问题。

　　我大为吃惊，形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我们大学校长、书记讨论要不要与地方合作，而是我们应该如何紧跟形势。连一个曾经呆在象牙塔里从事基础研究领域的老教授都已经有了这份社会责任感，我们难道不该发挥大学在经济建设主战场的作用吗？

　　老师能不能办公司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

　　将服务地方作为高校的根本性工作之一，对学校内部来讲发展空间会很大，然而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比如说机制与学校文化的冲突。产业文化与学校文化是两回事，而学校要服务社会，更重要的是机制创新——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机制，这就涉及到是否允许老师办公司等问题。

　　按理，高校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等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是可以从事第二职业的。老师走出校门办公司，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显然也是为地方服务的一种方式。可问题是，大多数高校对这些公司还没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很多纠纷就这样产生了：打着学校的旗号办自己的公司，而事实上公司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闷声不响将国家、学校拨给的科研经费投入自己的公司；职务发明想当然无偿转让给了自己的公司生产……无形中不仅造成了学校的损失，也造成了国家的损失。

　　但若真是一刀切，不让老师办公司，有些服务地方的工作也确实无法更好地开展。这种现实中的冲突值得关注。

　　郁闷！学校卷入知识产权官司

　　——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

　　我校的服务地方建设，似乎还没像浙大一样进入良性循环，总体来说，郁闷烦恼多于欢乐。

　　为啥郁闷？因为我现在有一部分精力不得不放在打官司上。这两年，学校每年都会卷入一到两个知识产权的官司，有的官司涉及金额甚至高达七、八百万元。

　　这些官司的起因无外乎两种：一是高校在进入社会服务后，与企业合作，企业利用学校的科研成果发展生产，并最终从中获益，却不给学校任何回报；二是学校将知识产权交给企业，企业没发展好或者盈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认为是学校提供的技术不过关，非找学校索赔。

　　有时候学校真挺冤的，拿第二种情况来说，其实每种技术投入生产都有风险，而现在的企业往往就缺风险意识，遇到麻烦就赖学校。又比如，某家企业和学校签约，说要投资300万元与学校一起搞科研项目，可给了100万元就不给了，学校科研进行不下去，只能再找第三方合作，结果又招来了官司。说白了都是知识产权转移不规范惹的祸，今后只有通过使其规范化、法制化的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