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身上有某种特质很吸引人，那是超越了疾病和苦难的。面对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困境，你一直在探索、求解。

　　史铁生：自打人类诞生，人就是追寻意义的，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至于怎么追寻，其实人心里都是有困惑的，就是要对自己诚实。你要不回避问题，你要思考这些问题，这几个出发点就够了。

　　记者：对于生存的意义的思考是否具有普遍性？

　　史铁生：人们只要去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写作。只不过人们传统所说的写作，就是落实在笔和纸上，落实在文字上。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可能没有时间写下来，但在他们的内心依然存在着疑问和解答。有这样的疑问和解答，就算作一种写作行为。这在我看来，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也不是说你是一个作家了，你就可以提问和解答得很好。一般的人甚至一个文化不高的人，他可能提问和解答是很棒的。提问与回答越多，人们会对生活的意义越清晰或者越坚定，那么活起来就会比较镇定，不是那么浮躁。

　　记者：你的思索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史铁生：几乎全人类的书都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我觉得只要想这个问题就是好的。好多作品里也写到过，理想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落实。有一个高于实际生活的愿望，一种理想，有这样一种东西悬在头上，有这样一种存在，就是好的，就怕没有这样一种东西。疑问本身就是很好的问题，回答怎样，还是第二步的。就怕理想这样一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人活成了一个物质性的生命。

　　记者：你认为是否真有人活成了一个物质性的生命？

　　史铁生：我想肯定会有，否则我们写作者也失去意义了。而且永远会有我们弄不清楚的东西。所以，人们的思想、写作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他们在寻找一些东西。寻找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我觉得写作本身是一种精神的寻觅，而不是一个情况反映和现实报告。

　　过度的价值感异化了人

　　记者：你写过《务虚笔记》，又不断地向生命深处探索，你觉得务实和务虚是怎样一种关系？

　　史铁生：务实和务虚的关系，就像名利和精神的关系。利是有生活保障问题，不过太多的物质是一种累赘。名，表现为一种价值感，确实实现一个人的价值。有时这种价值感化为一种“名不符实”，名大于实。人们对这个大于实的名孜孜以求，越多越好，其实也是一种压力。现在人的压力很大，这个价值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叫压力大，你的发现似乎触及了社会心态中的重要问题。

　　史铁生：是的，很重要。尤其对外界的评价过于重视，反而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人们也不可能根本不问收获，但更重要的是耕耘。相同的话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把重点放在确实做了什么，你做的事是不是确实有价值，而不是靠外界的名声来衡量你的价值。一旦你用这个来衡量自己，你可能会走偏，而且可能会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现在人们过度紧张，甚至产生抑郁症。我觉得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全人类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也有人说“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过分的价值感的压力，放下相互的怨忿，这些东西是提倡放下的。一提放下，好像价值感都没有了，什么都一样了。

　　记者：现在为何变成特别追求价值感的时代？

　　史铁生：原因很多。过去在衣食还成问题的时候，人们还想不到这个，首先想到的是生存。生存解决之后，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价值，都希望自己成功，人们就被异化成了把外界的评价作为成功的标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价值，应该是目前人们认真讨论和思考的一个问题。炒作得出名人，炒作不出梵高。

　　记者：作为一个名人，你对名声怎么看？

　　史铁生：我做的事情得到社会的肯定，我当然也是快乐的，但到此为止。人们说你做得不错，那是对你的肯定，人们说你做得不好，就去想想，但想想也不意味着要改变你的初衷。但是不要因这些东西耽误自己的工作，占用很多时间。我觉得很紧迫，时间很少，经常处于很疲劳的状态。实际上我的精力比原来差了很多，用仅有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其他都是次要的。

　　记者：你怎样看待网络文学、博客的涌现，文学的门槛是否放低了？

　　史铁生：我不会上网，网络的发达正好在我重病的时候，所以从此以后我就没有精力了。我的有效时间很少。一周三次透析，每次来回7小时，人很疲惫。然后第二天上午才有力气，到下午又差了。我基本不上网，很多外界的事情我不太参加，有效的时间很少，生命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我现在除了透析之外就是读读书和写写字。写作不分在博客上还是杂志上，形式是无关紧要的。技巧对写作不是不重要，但如果仅剩技巧，就比较差了。

　　成为大家与经历苦难不成正比

　　记者：你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与自己的对话，为何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学形式？目前有什么创作计划？

　　史铁生：因为我平时就是与自己对话的状态。我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答自己问》，最根本的初衷，是回答自己的问题。现在也没有具体的创作计划，如果可以，就写一些散文。

　　记者：你自己生活碰到问题，但在《我与地坛》、《那年我二十一岁》中，仍然用温暖的目光关注着别人。

　　史铁生：由己及他，由自己来设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己为基点来设想他人。

　　记者：成为艺术家是否都得经历苦难？

　　史铁生：你得希望你做的事情有作用、有益处。历史可能彻底忘记很多对它有益的人，也可能记住了很多无益的人。成为大家在于感受力，发现力，并不是在于很大的痛苦。如果思考力是麻木的、浅薄的，再多的苦难也就过去了。成为大家与经历苦难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