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岁末。这已是湖北农民工陈德军在天津追讨工钱的第5个年头。他说：“这个春节肯定又要让老乡失望了。”为了53人的7万多块钱，这些年陈德军求遍了凡能找到的所有部门，还把讨钱官司从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天津市高院。尽管也获得过同情和帮助，但当一起打短工的伙伴们算着今年的进项开始谈论何时返乡时，陈德军依然口袋空空。

　　打工者成了讨钱“专业户”

　　２００２年２月，４１岁的湖北随州均川镇人陈德军带着５２名老乡来到天津打工。他们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手中，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议规定工程总价款为１２２２２０元。９月，由于讲好的劳务费迟迟不兑现，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工人们拒绝再施工，工程完成大部分后交给了管现昌。除去施工过程中拿到的２７２３６元，管现昌没有再给一分钱。拿着陈德军打的欠条，老乡们先后离开了天津，陈德军独自留下追讨工钱。

　　陈德军说：“开始我直接找管现昌要钱，可他根本不见面。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８日，我终于在一处工地找到他，他却说‘你还欠我３９００多元，你先签字认可。我同情你几十个人，再补给你５０００块回家过年吧’。我不同意，结果被几个人打晕在工地上。我又找到天津东丽区劳动局、建委求助，但他们多次打电话也没能让管现昌露面。”

　　陈德军说自己本来想打工致富改善生活，没想到困在天津成了讨钱“专业户”。

　　“我还要等多久……”

　　奔波８个月没能要回一分钱，２００３年５月，陈德军向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５３人劳务费７０４１３．０６元。

　　审理过程中，法院要陈德军对工程量举证。按天津市房管局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抹灰质量鉴定收费标准，他主张的工程量评估费至少得花２９０００元。陈德军无奈放弃了。

　　２００４年８月，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决：除已付劳务费外，判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５３人劳务费共计１４５３５．６３元，除陈德军能拿到２２０６．２６元外，其余５２人多的能拿９６０多元，最少的只有３．５元。

　　河北区司法局法律援助科副科长张成队，是陈德军一审时的免费辩护律师。他说法院对陈德军已经很照顾：均川抹灰队没有资质，不能作为诉讼主体。为了帮民工们追回工钱，法院想办法帮他以５３人集体追索劳务费立了案。至于判决结果，因为被告对工程量有不同意见，而陈德军又放弃举证，法官有权根据法律有关规定进行裁量。

　　但陈德军不服：“一个人就算干一天活儿也不止挣３元５角钱吧。何况我们干了足有半年多。”

　　他开始向上级法院“要公道”。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德军说：“二审结束，我想算了，拿钱回老家。可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说钱只能让民工自己到天津来领。法院判的一共只有１４５３５．６３元，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５２个人光来回车票钱就要花２２０００多元。怎么拿？”

　　河北区法院执行庭庭长赵连柱说：“执行立案时就应该５３人都到场，我们就是考虑到实际情况才给他特办的，并以最快速度把钱执行回来。可领钱就不能马虎了，钱是判给５３个人的，按法律规定必须本人亲自来领。否则法院要承担责任。”

　　天津领不到执行款，湖北均川镇还有５２个手持欠条、不时上门要工钱的老乡，陈德军下了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

　　他先后向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申请，但或是不予立案或被驳回。２００５年８月，他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陈德军说：“出来５年了，我心里真着急。农民工的时间不值钱，可这样耗着也不是个办法。我原来想用１０年讨个说法，可按现在进展，１０年根本不可能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陈德军保存的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驳回通知书，落款位置本是打印的“四月”，又用钢笔改成了“７月１４日”。

　　陈德军说：“可我的再审申请是４月才递上去的。为了问清楚，我到一中院找了很多次也没人管。没办法我就每天举一个‘冤’字站在法院门口。８月，审判监督庭打电话要我去立案再审，１０月１８日第二次被驳回。这些年，我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知道按法律规定，终审法院再审只有一次，可我的却是两次。”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造成陈德军现在处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些部门并没有真正重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与陈德军同租一幢平房的４人中，陕西来津打工的杨先安被拖欠工资１６００多元，山东籍务工人员李月宝被工头拖欠工资３万多元。他们说：“当然想要回工钱，可想想还是算了。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吃饭。”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