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会拿金牌不算太难，很多项目我们派二队上，也没人撼得动我们的老大地位，难的是，像刘天佑那样拿金牌。不仅仅说能他从奥运冠军朱启南那里虎口夺食，而且以他那样的身份拿金牌。

　　刘天佑是清华大华四年级学生，与“眼镜侠”胡凯一样，都是清华流水线上的拳头产品。在清华园，他与三十多名分属射击队、胡凯所在的田径队、于芬的跳水队的队员一样，都是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修完规定学分后拿文凭，毕业以后找工作，没人替他们操心退役后的出路。

　　土耳其世界大运会上胡凯王颖一鸣惊人，南京十运会上拿下四金五银后，清华模式替中国竞技体育开拓了一条符合潮流、代表方向的新路子。符合潮流，是因为清华运动员先是学生、后是运动员，高校体育真正与国际接上了轨；代表方向，是因为这个模式办体育大大降低了竞技体育的社会成本，提高了金牌的绿色GDP含量。

　　胡凯和王颖世界大运会成名，人们很容易测算出清华投入的成本——四十万，清华田径队一年的经费就是这么多。刘天佑的成本要高点，清华射击队的规模要稍大，但于芬的跳水队成本更低，如果给他们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亚运会或更高级别大赛上拿金牌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与各个省市专业队相比，清华的投入属于小本经营，他们的投入更少，能耗更低。

　　举国模式和专业体制帮助中国竞技体育走上一条辉煌之路，它先让我们成为亚洲的龙头老大，又在奥运会上从第二集团升至第一集团，但也花费了巨大的代价，除了不菲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显性的投入，还有同样不菲的隐性投入，而这个投入与产出比，逐渐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十来岁的孩子进入专业运动队，随之便中断了正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技能培训，如果不能在金字塔式的竞技队伍中站到塔尖，退役便等同于失业，像令人唏嘘的吉林举重冠军邹春兰的出路和让人揪心的火车头体协的艾冬梅郭萍的困顿，其实她们只是退役运动员就业困境的冰山一角，还有众多的省市体育局还得给退役几年的运动员发放基本生活费。

　　在每年数百万大学生涌向就业市场的时候，庞大的退役运动员就业竞争时的劣势是一目了然的，刘天佑则没有这份忧虑，或者说从根本上破解了旧的竞技体育模式的困境。他的师兄们自豪地说，清华学生运动员毕业后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学生。

　　可喜的是，刘天佑已不是新模式下的独苗苗，清华模式也不再是独此一家，边读边练的韩晓鹏拿到了中国男子冬奥运第一金，苏州大学在读生陈艳青两次复出两次夺金，陈艳青还现身说法：知识就是力量。

　　七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