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媒介不能低估观众，低估观众往往就是在低估媒介自身。这种低估带来的可能将是一种民族理性的集体缺失。而对民族理性精神的弘扬，也应该是媒介责任的一种担当。

　　虽然电视纪录片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和感性化。但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播出的12集具有鲜明政论色彩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却不期然地成为了海内外关注的热点。用网络搜索工具可以查看到近70万条相关的报道和信息。不少人在评论议论电视片的同时，还对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大众媒体能够在当今电视的娱乐风潮中，在收视率压力下，制作和播出这种“严肃”探究世界历史进程和大国崛起规律的“严肃”节目，表现出由衷的敬意甚至兴奋。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如果没有大众作为传播对象，显然谈不上是大众媒介；而如果仅仅以大众数量多少作为传播目标，那也不是真正的大众的媒介。大众是相对的，大众的需求也是相对的。数量更多的大众不能替代数量更少的大众的需要，大众的感性需求也不能替代大众的理性需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今感性膨胀、娱乐风行的媒介环境中，《大国崛起》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媒介理性价值，它将历史考察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学术思考与电视呈现相结合，全球意识与本土立场相结合，“用镜头触摸历史，用历史感悟未来”，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在500年历史跨度中反思人类现代化进程，反思国家兴衰规律，反思今天的世界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一个机会。

　　事实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映的《大国崛起》，其“大众”效果本身说明大众并非不需要媒介的理性力量，而往往可能是媒介没有能够真正产生这种理性的力量。其实，正如人类生活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一样，媒介也需要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尽管与那些热闹的娱乐文化相比，《大国崛起》在绝对收视率上显然还有差距，但是，它所唤起的人们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热情关怀，它所带来的那种将我们从庸庸碌碌的感性生活中挣脱出来的理性的尊严和活跃，却用一种媒介传播的“质量”升华了媒介传播的“数量”，用一种媒介传达的“深度”置换了媒介传达的“广度”，从而体现了媒介的理性影响力。

　　对《大国崛起》本身的评价，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国崛起》热”，却为媒介和媒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非只有那些呼天抢地的煽情故事，刀光剑影的历史传奇，纸醉金迷的造星运动，歌舞升平的豪华仪式，才能够得到大众的喜欢。从2004年的《故宫》到今年的《圆明园》、《大国崛起》，无一不是公众关注的带有鲜明理性反思性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我们的观众并没有因为娱乐感性的泛滥而失去对理性思考的兴趣。媒介不能低估观众，低估观众往往就是在低估媒介自身。这种低估带来的可能将是一种民族理性的集体缺失。而对民族理性精神的弘扬，也应该是媒介责任的一种担当。

　　（《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