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俞熙娜

　　

　　本报讯 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当英军打到家门口时，清末咸丰皇帝的一句台词令很多中国人痛彻心肺，他问大臣：英吉利在哪里？

　　天圆地方，天朝居中。中国人的地理知识真的那么贫乏吗？

　　并非如此。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前晚在浙大演讲时认为，古代的中国人应该很早就知道“世界万国”的存在，但这并未改变他们“天朝至上，中国为大”的思想。或者说，他们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

　　昨天晚上，他在浙江大学详细解释了这一论点。

　　一幅400年前的世界地图

　　日本京都藏有一幅中国明代《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上已经描绘有今天的阿拉伯、中亚、西亚及非洲部分地区。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幅地图可能是明朝人根据元代某地图描绘而成的，元代起讫为公元1271~1368，那就意味着大约70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地方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其他一些历史证据也支持葛兆光的这一说法：如元代有一个阿拉伯人扎马鲁丁造的地球仪，就已经三分地、七分水，经线、纬线俱全。

　　古代中国人观念上的偏执

　　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中国古代人已经了解世界万国的存在，为什么还会一直到近代仍然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认为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是世界中心，距离自己越远的地方越蛮荒？为什么这些知识不曾改变他们的思想？

　　葛兆光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分为三部分，一是对于世界的知识，二是对于世界的观念，三是对于世界历史知识的想象。实际知识和思想观念未必是统一的。

　　古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是世界中心的偏执是有原因的，自汉、唐以来，周边文明一直无法对汉族文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这使中国人满足于对自己的自豪感。因此即使他们已经获得“万国”存在的事实也“忽略不计”。

　　直至佛教传入中国，才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因为佛教来自印度。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中国所谓的中心洛阳，“日下无影”的时间只有一天（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洛阳在北回归线以北），而印度这样的日子有很多。

　　这本是改变中国人的“天朝中心”观的最好时机，但这样中国人就必须要让出“文明中心”的位置。这是中国人绝对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中国强大的政治力量最终使佛教的这些观念未能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并在后世的传递中被慢慢淡化、遗忘。

　　利玛窦让中国人大开眼界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洋地图。这张地图曾经让利玛窦为之担心，因为他虽然把中国画在了中央，却按照中国的实际大小把她标注在地图上。这让当时的中国人吃惊：世界会是这样吗？所谓世界，不就是指中国当时的各省再加上周围一星半点的岛而已吗？

　　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利玛窦的“地图”，但他们没想到这已不仅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地图背后藏了这样一些观点：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而是圆的；中国很小，而且不是中心，可能是“四夷之一”；世界各种文明是平等的、共通的……

　　所谓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人曾经写了一本《中国人发现美洲》的书，论证李白曾经到过美洲。1990年前后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印加王国”等于“殷加王国”，即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殷商人被西周人打败后辗转流落至美洲，因思念殷土，见面就问“殷地安否？”（谐音“印第安”）。

　　葛兆光认为这些“天方夜谭”虽然可笑，但也显露了中国人“天朝中央”的心态和希望重拾自信的感情。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西洋人最终打开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面对“万国”之存在。于是走向万国时代的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感情。事实上十五世纪让西方人引以为豪的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就已经让中国人很不舒服。因为中国成了“被发现者”，这与中国人历来的“天朝中心”的观念发生冲突。于是他们试图用知识的实证性来重建自信。

　　中国人需要多几面镜子

　　今天的中国人，比美国人、欧洲人都要更关心国际新闻，在葛兆光看来，某种程度上也有“天朝中心”观的遗传。

　　当中国人面对现代世界时，我们反观自己的镜子只有一面：西方。中国人是不是该走出自己的时代，多几面镜子？其实我们周边的很多文明都保留了从古至今对中国的不同认知，比如近邻日本，可能比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更为准确。周边不一样的文明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他者，对于周边文明和各种不同文明的研究，就能增加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与自我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