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现今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年龄基本在50岁上下，这一点从不久前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昨天南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中当选为新一届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得到了印证。

　　1957年出生的南帆也与同时代人一样有过插队的经历，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入上海华东师大在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教授门下就读硕士。二十年过去了，南帆已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并成为福建省社科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和福建师大博士生导师。回到母校出席年会并将走马上任新会长的南帆见到昔日的研究生导师仍毕恭毕敬执弟子礼。本来早已答应与记者就本届文艺理论年会的主题“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生产”作交谈，但“不怒自威”的徐中玉先生谈兴尚浓，他也只好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敢擅自离席。

　　生性低调的南帆出任“新会长”一事，虽然不为普通读者所关注，却是圈内学术地位的一次重大认可。前几任会长分别是陈荒煤、王元化、徐中玉、张德林，都属元老级人物、国内的学术权威。但南帆的当选还是获得了老中青三代自命精英的文艺理论界才子们的拥戴。

　　记者最关心的是新任的南会长是否会就民间对中肯的“文学批评缺席”的批评作出直接而有力的回应。

　　■对话南帆

　　记者：现在大家普遍感到文艺理论在商品化市场运作中的尴尬。似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找到为自己捧场的人。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走向，还是一个转型期社会人性陷入迷惘的误区？

　　南帆：首先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文学批评参与时代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一篇评论文章的观点马上可以成为全国文学界的走向。文学与理论的对话能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差，这与学院的体制有关，与学术评价的体系有关，与评论界的话语方式也有关。

　　不受商业运作影响的文学评论不是没有，但好像很难传达到一般受众面前。西方有书评、杂志的形式可以把精英的意见表达给普通读者，比如法国的萨特，他当时对民众表达意见的基本途径就是《现代》杂志。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杂志风光不再，凝聚力下降，所以这条路好像走不通了。

　　而从学科本身来看，每年有那么多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有那么多以文艺理论为研究主业的专家教授，发表的论文数量着实不少，可是正如我刚才说的，认真而能登高一呼的文章已不可见了。

　　其实我也写过许多评价当红作品的文章。比如余华的《兄弟》被炒作得铺天盖地时，我写过批评文章，而且我为此还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有过争论，他认为《兄弟》很好，我却不能认同，当然其中还有我和思和对《大话西游》的不同看法。他觉得当年我们曾对老一辈的文学观念进行过颠覆，现在轮到年轻人来颠覆我们。

　　

　　记者：我也看到一些批评《兄弟》的文章，有些甚至非常激烈，认为这是一场“腹泻式写作”，也就是只图快感的媚俗化写作。你的主要批评意见是什么？

　　南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往事与刑罚》、《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这些作品表明，是苦难驱使余华开始了悲剧写作。而在这种文学轨道上，《兄弟》的问世的确令人惊异。《兄弟》处理一个具有相当悲剧成份的故事时，情不自禁加入了《大话西游》式的喜剧修辞。任意的夸张、人为的荒诞、僵硬的逗乐、不伦不类地塞在生离死别的苦情戏中，悲情与滑稽彼此损害。人们或许可以猜测，《大话西游》是余华从事风格冒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割笑声的成功如此诱人，以至于一个如此成熟的作家也情愿改弦易张，皈依喜剧团队。这至少是一个小型的后现代哗变。

　　

　　记者：说到《大话西游》好像又是您与陈思和争论的一个焦点。撇开代沟不谈，难道“反英雄”的喜剧化叙事就是精英所不屑的？

　　南帆：我从来不这么简单地下断语。把精英与大众作这样简单的对照也不妥当。就事论事来说，如果你只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消遣、一种笑料，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下去了。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是年轻人人文智力下降的一种表现。也可能与应试教育有关，这样一部作品竟然引起了大面积轰动，而且热衷与认可的还大多是所谓的精英学子。这使我不得不反思我们“精英教育”模式的失败。在生源最好的地方，“人文训练”竟然缺失到这种地步，不能不令我感到吃惊。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时空中，神圣崩溃，权威过时，责任犹如多余之物，所有的大词如同空洞的符号来不及地被人丢弃。放松自己成为第一要务，这个时刻，周星驰扮着鬼脸不期而至。这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重要观点：机智是对压抑的有效回避。但没有内涵的笑声只具有生理学的意义。所以，《大话西游》只不过是制造了开心一刻，而放弃了颠覆之后再度坚持什么或肯定什么。     本报记者 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