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敏

　　

　　上海华东师大“丽娃河”畔这几天人声鼎沸，因为以口若悬河著称的全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都集中在此，参加一个主题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生产”的文艺理论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而这一主题正好勾起了他们滔滔不绝的表达欲望。参加年会的基本上都是各大学的文艺理论学科带头人，不是教授、院长，就是博导、博士后，但这些知识“精英”瞪着“大众传媒”这几个字时，心里却是难抑难平。大会与小组的发言讨论中，学理化的说法掩不住的是表达混乱的支吾状态，诸如：“美女作家的称呼体现的是社会对美丽的消费”、“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国家和企业应该对文学多增加投入”、“从凌众心理到从众心理”、“评论家太辛苦了，要看的书太多，都排着队在等我看呢”、“生活的代言品难道可以代替生活本身？”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白烨教授因为前段时间的“韩白之争”而成为同行们“关心”的对象。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对韩寒的批评文章后，一个晚上竟然有数万条韩寒的“粉丝”们给他发来的回复。他心里也明白大部分是攻击谩骂的话，于是叫学生去帮他删掉那些太过份的回复。可怜学生们手脚并用都不及，“通宵达旦地删都删不过来”，白烨苦笑着说，“干脆把博客关掉拉倒。”

　　素来口舌锋利的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朱大可说白烨这样一关了事显得太不经打，其实可

　　以只把博客上评论的功能关掉就可以了，既不显出完全落败的模样，又不必听人谩骂。身穿中式服装的朱大可是小组讨论时的主持人，他中气十足地宣称，我在大会发言中听到的大家对“大众传媒”的看法无非是两条：一是批评、指责，对此持对抗的姿态；二是无奈、叹息，只好以“两分法”来看待这个现象，认为其中也不乏正面功能。我还没有听到过一个人理直气壮地赞美当下的大众传媒功能的。但他自己其实也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所以，依仗主持人可以拥有的特权，平时以“大炮”出名的他这次会上干脆不作任何表白。

　　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许子东曾师从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门下，因为常出现在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而被同行与朋友们取笑。在面对记者“频频在电视出镜是否有媚俗之嫌”的提问时，他的回答非常得体。他说，凤凰卫视精彩的地方其实是它的思想。并不是说它的思想有多高明，但它有时候的确参与到民众的启蒙当中去了。中国已经有一些好的学者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但很多还是不愿意做电视。我劝过一些学者，但都没有成功。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完全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得重一点是不负责任。当然，我不是说学者要把所有心思放到媒体上去，但通过媒体对社会发言，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责任。法国就有一位学术声誉很高的学者几十年来一直在电视台做读书节目，在民众中影响很大。

　　新当选的全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从不对任何问题轻易下断语。因为“大众传媒”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表面来看，大众传媒所传达给大众的信息基本上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乔丹如果不是经由大众传媒的不断神化与反复渲染，不过是一个篮球运动员，而钻石也不过是一种特别的石头而已。现代传媒的变化，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势必改变文学的存在方式和生产方式，这是主观愿望所不能改变的趋势。特别是现代的电子传媒的发展，对人类理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重构，但是，这并不是说理性就此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它更需要我们坚定理性精神。失去人类理性，人只能重新倒退为野兽。今天的大众传媒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又潜伏着深刻的危机。不要拿生存压力来为随波逐流辩解，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除了艾略特，都是饿着肚子写作的。钱永远也不会有够的那一天，而人文精神的缺失，总有一天会遭到历史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