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虚名、轻实践的态度使古代中国的术士们只能停留在迷恋发明的状态中，而无法进一步前进。反顾今日，这一态度则促成了堆积中国古代发明的游戏。

　　余秋雨近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对“四大发明”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指出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应该是天文历法，中医则居次席。此后，又有媒体跟风鼓吹，罗列“趣味四大发明”之类的材料。“大发明”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四大发明”的提法，一般认为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但关于李约瑟本人的学术素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科技史专家江晓原就曾专门著文论述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而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由他提出的“四大发明”之说，也出现了一定的争议。余秋雨所谓“四大发明和实际贡献有差距”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但余秋雨的观点却包含两重错误。首先，列入“四大发明”的都是单项技术成就，而他增补的两项：天文历法和中医中药，都是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显然无法将其简单地称作“发明”。其次，天文历法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应。它们主要是文化上的创建，而非技术创新。如果它们入选“大发明”，那么体现其基本要义的《尚书·洪范》更应纳入“大发明”之列。

　　由于经典崇拜与科举制度的影响，古代中国长期存在重文轻理、重文轻工的倾向。在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时，研究者的着眼点往往较为宏大，关注对于社会结构、典章制度、自然思想方面的影响，而较少在细节层面、操作手段上下工夫。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备受重视，专制统治者以推广本朝历法，“奉我正朔”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体现。但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又无法有效监督控制历法的编订过程，所以各朝历法多因袭前朝，以致绵延数百年不能更新，造成天象推算失准的情况。而余秋雨对“四大发明”开炮后，媒体与读者凑份子编“发明谱”的活动，则可以算是这种追求虚名，轻视实践态度的延续。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其著作中提出“辉格历史”的概念。他指出，许多历史学家站在后世的既定立场上，对历史进行评判。核心是“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它往往超越正常的历史信条与研究方法，成为沟通古今的惟一渠道。这样读史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删减历史材料，顺利地完成对历史的解读。

　　有赖中国古代官修史学的伟大成就，以及古代知识分子对稗官野史的迷恋，当代国人可以系统地翻检古代中国人的各种行为与成就。而古代汉语简约的叙事风格，以及古代作家缺乏精确度的描写，为当代阅读者提供了阐释的便利。同时，古代中国的强盛与近代以来中国所受挫折之间的反差，也令他们郁结于胸。

　　“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这两种情绪交织的结果。在“辉格历史”的指引下，近现代科学中各个门类的各种成就，似乎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找到滥觞。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真实意义、实际地位、价值标准，却统统被抛到了一边。

　　我们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搜出无数伟大的发明，但正如化学史专家赵匡华指出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是“有发明而少进步，能创造而缺乏改进”。重虚名、轻实践的态度使古代中国的术士们只能停留在迷恋发明的状态中，而无法进一步前进。反顾今日，这一态度则促成了堆积中国古代发明的游戏。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