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这就比较有意思了。坐我对面位置上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一年挣多少个亿的，今天终于来了一个五年搭出去一千万的。你怎么想？

　　陈：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澳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完全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

　　可我觉得，拼搏了10多年有了经济积累，这些钱用到自己身上是很有限的，那多出来的钱应该干什么？我很想纪录这段历史。给想要出国的同胞一个参考，也给老外一个认识中国人的途径，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做纪录片的过程和价值，就是一种享受。

　　

　　方：你怎么享受？

　　陈：晚上先生孩子都睡觉了，把电视打开看自己拍的纪录片大哭一场。

　　

　　方：已经如痴如醉了？

　　陈：在拍纪录片中间，我不小心怀孕了，本来为了拍片子不想要孩子的。但怀孕了以后我先生特别高兴，他觉得我可以停止拍片了。结果我没有停止，在怀孕过程中一天都没有停过。

　　但为了平衡家庭关系，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这样我对家庭也有个交待。生完孩子的第八天，我就继续去拍片子了。

　　

　　方：你觉得拍片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还不是体力上的。体力上的都能忍受，最不能忍的就是我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有些片子最后不能播。我看着一大堆素材，掉了好多次眼泪。这么几年来，周末我几乎不休息，也没有好好照顾先生孩子，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追梦，我在想现在这个梦是不是真的要醒一下。

　　

　　方：澳洲人怎么看待你拍片子的事情，是不是说，哦，她疯了？

　　陈：反正我自己很享受，我觉得种下去的稻子成熟了，收割了，多好。澳洲社会也关注到我的片子，经常有一些报纸把她作为中西文化不同的例子在讨论。

　　在拍了前一个片子（《少年留学走天涯》）后，澳洲政府授予了我“太平绅士”的称号。在当地，得到这个称号的人是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很多贡献，享有很高社会声誉的。这样的人非常少。

　　当然他们也很吃惊，因为西方人自己掏钱拍纪录片的很少，有些人觉得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