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比较文学专家的新著《中国诗学》的问世，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采访。

　　问：叶先生，您的经典著作《中国诗学》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增订版。增订版据说新增加了四篇文章，近8万字。这8万字新作是否在原来的理论上有新的探索？

　　叶维廉：《中国诗学》的初版，正如我在序言里说的，是在前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先生催促下诞生的。理论上应该有新的突破。

　　问：您在国外生活几十年，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有独特的高度。那么，《中国诗学》里所推崇的“即物即真、物象自现、见框解框、活进活出于大有大无的圆融境界”是否为最理想的美学境界呢？

　　叶维廉：我从写诗到论述都是为了寻回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在寻索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伟力去开发培植现代人已经失去的雄浑空间，你问我“郁结”有没有化解，我想应该说，还没有，但时时有能够活出活进的快乐。国内研读我的理论时，往往把我的座标倒置，或完全不认识我的诗的原动力。有些人很惊讶我一半的课程是教美国现代诗，我往往早上教中国古典诗或现代诗，下午教美国现代诗。

　　问：您在国外任教几十年，又经常游历于各国的山水之间。很想知道，国外的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促使您用“诗一样的情感投入到美学、诗学探索”中的，是否更多的缘于您在国内时所经历的时代？

　　叶维廉：外国给我的，最重要的是另一种空间，另一种遨游，给我一个全新的视觉，在我们的文化里重新发现国人渐被遗忘的美感世界，一个西方大部分人感到陌生，甚至无从进入的世界，而一些独具慧眼的诗人刻不容缓地去热烈地拥抱它。

　　杜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