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慈溪民营企业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慷慨解囊，至今已有2000多家民营企业以各种形式资助农村文化事业，三年间捐资5000万元左右……”

　　这个冬天，我们在浙江乡镇寻找那些伴随经济发展特定阶段而生的新文化萌芽，当上述这则与“反哺”相关的消息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的好奇、怀疑与敏感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

　　当1个、10个乃至50个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对乡村进行文化反哺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常态，因为你可以将其动因归结为偶然的个体“爱心”或“觉悟”；然而当2000个企业家在慈溪将反哺操作成一场集体有意识氛围，它就变得让人琢磨了，因为，你会问：这种反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尤其是，这样的反哺，有其长效的利益模式吗？

　　其投入与产出的利益指向是什么？它的背后是否存在制度设计的用心？

　　与以往许多次一样，面对萌芽状态的文化事件，我们首先必须遏制的是自己唱高调的思维惯性，因为高调只是观念的对号入座，它掩盖历史特定阶段的本质，它甚至会将偶然性放大。

　　对于“慈溪民企反哺”事件而言，如果我们无法把握这个“反哺的动机”，无法看清企业家踊跃解囊背后的利益模式，那么，这个“反哺”就可能是失真的。

　　如果我们追究不出这种乡村热心的真实行为逻辑，那么我们完全可能把它归结为一时兴起的跟风；而对于社会而言，这样一种文化萌芽，它就无法进入被推广的渠道，因为它代表偶然性。

　　所以，我们的采访必须解决以下疑问和联想：

　　1、在一些富裕乡村，富人善行的定义，是否已从过去的筑桥铺路等物质层面，转向村民文化生活等精神层面，参与文化资助，是不是当前收获好人缘、好口碑的迅捷通道？用文化唱戏，是不是经营自身周边“软环境”的有效、应时方式？

　　2、对做惯了生意的精明民营企业家来说，其对乡村文化的投入，利益主旨是什么？除了人缘、村民员工素质提升之外，富而有义，对其产业生态和个人生存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其在乡村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吗？

　　3、作为一个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在乡村，当自身的经济实力达到一个水准时，他们是否也感觉到了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欲望和理应有所担当的公众暗示？参与文化反哺，让父老乡亲同乐，曾是多数中国人从小就有的衣锦梦想，那么是否也是当下随着自己经济基础夯实之后而滋生的价值实现需要？

　　4、于是接下来，我们自然面对这个问题：宛若马斯洛的个体发展“需要层次论”，从衣食住行的生理需要，到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乃至自我实现需要，在当下中国沿海乡村，崛起于田野的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是否已自觉不自觉悄然穿行在自身价值的构建中？这种构建意味着什么？对于这种建构是否存在引导和纳入主流渠道的可能？反哺，是否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

　　5、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对文化的选择，与草创时期他们那泥腿子的父辈不同，当他们开始注意文化，喜欢品位，并在乡村借资金施善，他们是试图在集体意识中确立一种风尚和人格标准？他们的创富方式、生活方式是否也意欲塑形新乡村的新乡绅形象，他们是否能成为村民“富在乡村，生活在乡村”的近处偶像？

　　6、在2000民营反哺农村的背后，是否有制度设计的因素？是否有政策显性或潜在的激励和甜头？对于广大正在建设中的新农村而言，它是否还有继续开发的空间？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走进慈溪乡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眼神质朴、低调的乡村有钱人。记者对后者说：请介绍你最真实的动机，我们和读者想要的是大白话，是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