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上登山，是因为对户外活动的热爱。这些年，我从最初对攀登雪山的一无所知，到逐步接受极限运动，然后经过高海拔地区的训练、攀登，终于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和钱江晚报的发展颇为相像。

　　2006年年初，钱江晚报知道我要登珠峰之后，给予我极大的支持。3月20日，“钱江晚报·珠峰行动”正式启动，带着浙江山友和钱报读者的殷切期望，我踏上了珠峰攀登之旅。

　　我的登山经历并不长。第一次攀登雪山是2003年。那年，我参加了西藏登山队的一次登山活动。攀登了6330米的唐拉昂曲峰。攀登成功的那一刻，在我内心深处沉睡多年的一个愿望被唤醒了，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雪山。

　　从此之后，我开始有计划的、有针对性地训练，甚至去法国阿尔卑斯进行专业登山训练，并且多次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经历了失败、放弃，经历了成功的喜悦，经历了失去山友、老师的痛楚。在6000米、7000米、8000米不断向上的过程中，积累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和信心，最终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接近了珠峰。

　　登山：庞大的系统工程

　　2006年3月下旬，来自全国各地的6名队员，会合在西藏拉萨，做好了进山前的各种准备，并进一步调整了攀登计划。我们把攀登8000米以上的雪山，称为庞大的系统工程，计划之初，我们就开展了各种事无巨细的准备，开了许多次电话会议。

　　登山之前，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对队员之间的个性和实力的了解、沟通，协调各方的关系，资金的落实，协作的选定，信息、资料的搜集，物资的采购，装备的试用和调试……然后，制订各种计划，出现意外时的应急方案等等。

　　在年前，我们队员和国家登山队的领导、中登协领导，已经在成都碰头开过会了，讨论各种细节问题。会议由于四川田海子山峰发生山难事故而提前结束，部分人员去参加了搜救行动。所以，我们这种活动，意外因素是非常多的，任何一个细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3月26日，我和2名队员去启孜峰作第一步的适应性训练。出于对自己的自信，也因为多少有点轻视，当天就到达了5000多米的ABC营地。由于上升太快，我出现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高原反应，头痛欲裂，无法睡眠。

　　我们攀登高海拔雪山，如果是要过夜，一天上升高度不宜超过1000米，不然会引发和加剧高原病。

　　2005年，上海万国证券的一位老总，也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他就是在启孜峰突发高原病去世的。我这次得病，再一次警示了我，决不能藐视雪山，不然一定会招来报复。

　　28日，凌晨我决定冲击顶峰。其他队员由于曾经登上过启孜峰，所以他们放弃了进一步适应（果然，在以后的攀登中，他们的状态远远不如我）。我成功登顶。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后方人员的信心。但我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的每一步都将是异常艰辛和凶险。

　　登山不只是向上

　　4月2日，我们启程前往珠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珠峰。

　　那么蔚蓝的天空下，巨大的珠峰北壁巍然耸立在我的眼前。峰顶飘扬着圣洁的旗云，在金色的夕阳照耀下，无比壮美。我心里暗想，不知道第三女神能否接纳我们的到来。

　　到达大本营没几天，就不时传来土耳其登山者死于急性高山症、夏尔巴协作遇难、南坡孔布冰川崩塌造成人员死亡、捷克登山者失踪等等不祥的消息，当时给大家心里蒙上一层阴影。

　　大家知道，1996年，当时珠峰地区发生了一场“完美风暴”，摧毁了两支强大的登峰队伍，造成了珠峰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10年之后，珠峰会怎么对待我们这些攀登者？

　　接下来的天气持续变坏，这种状况更加加重了大家的心理负担。我知道，这时只能平静地等待，忍受漫长的煎熬。我们明白，登山不只是向上，还有等待、放弃、下撤，甚至失败。唯有平和的心态、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

　　4月7日我们出发，熟悉攀登路线，但是在6500米营地，我们再次遭遇了大雪，我们只能休整。

　　4月19日，我们的总指挥，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召集开会，因为大部分队员都没有进行充分适应，一旦上到7500米，身体出现状况就是不可逆转的。

　　幸亏我们几名都登上过8000米以上的雪山，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我们撤到4000米以下的地方对恢复是最好最快的。

　　随后的日子，我们就往更低海拔去调整、恢复。我们登珠峰期间，每天的平均费用是3000多元，所以我们自嘲是超级豪华旅游团。回到大本营已经接近5月1日，这时候不断有朋友、亲戚甚至粉丝来探班、慰问，所以大本营非常热闹。

　　不再返回，直到终点

　　5月4日钱江晚报记者来了，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大本营了，不再返回，一直到终点。

　　5月5日，正式拉开了冲击顶峰的序幕。

　　珠峰的峰顶上，有一种云叫旗云，像展开的旗帜，由强烈的高空气流与山体剧烈磨擦造成的，它能让我们判断山峰顶的气象条件。每年的四五月份，是雨季向风季的过渡期，气候相对稳定，高空风较小，一年也就这十来天可以登顶。

　　5月12日穿越传说中的大风口。大风口是珠峰主峰和卫峰章子峰之间的一道山脊，两座巨大的山峰把大风挡住，风只能往狭谷收缩并高速通过。我们穿越时，风巨大无比，地上的雪被卷起来砸到我们的脸上，根本看不清路线，甚至把我们广西的女队员都卷起来摔到地上。

　　大家牵着对方，用三分之一的体力来攀登，三分之二的体力来对抗风。2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花了4个半小时，可能比攀登一天都要艰苦。而且大风中体温下降非常快，极度消耗体力。

　　5月13日从7790米上升到8300米C3营地，那个过程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我走得比较快，协作对我也放心，常去帮助别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个人攀登，因此一度我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把行动队长吓坏了，为此跟我吵了一架。

　　到了8300米，顶峰若隐若现。我已经非常平静了，因为我知道，我身体状况非常好，如果不是天气变坏，后面的一切只是程序的完成而已。

　　战略上我可以藐视，但战术上我还是必须重视。我再次检查了所有装备的完善程度，食品饮料等等都是以克来计算的，上了8000米，每向上一步，就相当于在平原的一个100米冲剌。我必须把体力空出来。

　　5月14日早晨，天空还在飘着零星的小雪，幸亏风不大。刚出发半个多小时，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被前面的队伍堵住了，当天大概有四五十人参与登顶。我当时心比较急，如果一直堵在后面，时间就有可能不够。

　　我对我的协作阿旺说，我们超过去。这么做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现成的通道，放弃保护路线绳，从侧面更陡更深的地方进行攀登，极易造成滑坠。当天就有一个印度攀登者，换保护点时不慎脱落滑坠。但我跟阿旺在法国进行过针对性训练，相互之间比较默契，对这样的路线有相当的自信。

　　向前，再向前

　　此时不拼更待何时。

　　就这样，我和阿旺从侧面，以消耗双倍体力为代价超越大部队。

　　路线更加险峻。为了保持体力分配，我们不再做冒险的超越。凌晨6点钟，我们登到第二台阶。要攀越第二台阶，就要攀越巨大的岩石，再横切一块岩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尤其在8260米的高度，人已经极度缺氧，很多技术动作很难准确完成，因此很多攀登者就止步于这里了，甚至有的攀登者由于消耗过度，永远留在了那里。我们队的白雪就是在第二台级耗费了2个小时，无法跨越，人都冻伤了，最终无奈下撤。

　　这时候天已经好转，月亮从第二台阶上方露出头来，明亮清澈，刹那间照亮了整个岩壁。

　　太美了。美得让人窒息。我一下被震住了。仿佛月亮就是可以通过第二台阶跨进去一样。

　　可惜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欣赏美景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前面三四个人翻越第二台阶。长时间的等待，我几乎冻僵了，只好不停地活动。

　　轮到我们两个的时候，我跟阿旺两个迅速跨越了第二台阶，平均只花了十分钟。然后，以合理的节奏向前，1点40分，我们登顶海拔8848.43米的圣地，钱江晚报的旗帜在世界巅峰迎风飘扬！

　　此时此刻，已经不完全是激动，因为各种结果已经无数遍地在我的脑海里演示过；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攀登过程的一个阶段，真正的成功除了登顶，还包括成功撤回。

　　所以我们在完成该做的事——拍照、留念之后，联系了大本营之后，我的心里只有感恩，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在顶峰停留了40分钟，我们开始下撤。途中也经历了险状，当时一个技术动作没有很好完成，我差点就回不来了。我们的协作阿旺在8500米的地方，他坐在雪地上不走了。他对我说：陈思齐，你先走，我会来的。我拉他他也起不来，我用脚踢他，他也不动。我用冰镐敲他带着头盔的头，他才稍微清醒了些，坚持回到了8300米营地。当晚9点30分安全撤回6500米ABC营地。

　　5月18日回到拉萨。

　　至此，“钱江晚报·珠峰行动”圆满结束。

　　对于我，攀登是一种信仰。这些年来，我在外面行走、攀登，一次次孤独地坐在雪山上，看着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片片血红，也不止一次在寒冷中绝望，而我从未想过退缩，执著地坚守着这份信仰。

　　在绝望时我会想起泰戈尔的诗句：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吧，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正是这份悲壮和坚定，一直激励着我走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