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行贿者＝证人？

　　医药购销领域不少商业贿赂犯罪卷宗中，在一长串行贿者名字前面，有一个身份前缀－－证人。

　　在重庆查处的某骨科医院集体受贿案中，十多名医药销售商的证言成为该案的关键证据：“在推销骨科器材时，我明确告知时任医院副院长郭明均，公司将按照‘经销行规’给医院回扣，回扣的比例是销售金额的４０％，医生和院长各２０％。”重庆宏宝公司业务员袁春英说，“每次都是我拿着销售发票回公司提出回扣，然后按‘行规’分别交给院长和创伤科主任。”

　　重庆方威公司的业务员刘丽华在法庭上证实：“我与郭明均副院长洽谈了在其医院使用我公司医疗器械，依‘行规’将按照销售金额２０％付给院长回扣的事，并先后给其１０万余元回扣。”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知医院拟定购ＣＴ机、医院几位院长正在南京参加医疗器械博览会的消息，我立马赶到南京请几位院长吃饭并送给他们５００元的会务费，回来后我很顺利地签订了合同并收到货款，为表感谢我以拜年的名义分别送给正副两位院长２万元。”重庆正康公司销售经理蒋岱言当庭证实。

　　……在１０多位医药销售商证词的支持下，法院判决该医院４位主要领导人和业务骨干犯有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执行缓刑３年－５年。而这些作为行贿者的医药代表因证人身份免于受到法律制裁。

　　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梁田介绍，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主要发生在药品、医疗器械设备的购销环节，医药经销商为了追逐利润站稳市场，通常以进院费、开发费、临床费、处方费、统方费、劳务费等各种名义给医疗人员行贿。

　　`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仅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回扣，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７．２７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１６％。

　　谁给行贿者“避风港”？

　　是什么给商业行贿活动提供了“避风港”？卢君认为，这主要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潜规则”所致。以往查处贿赂行为，主要从保证政务廉洁性出发，所以当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有着坚固的攻守同盟时，侦查机关最容易的突破口是行贿者，用减轻或免除对行贿者的处罚来获取受贿者犯罪证据，到了审判环节，行贿者往往以证人身份出庭指证受贿者。

　　此外，我国法律轻“行贿”重“受贿”。比如，最低涉案金额不同，行贿１万元，受贿５０００元；再如，受贿５万元以上要判有期徒刑５年以上，行贿５万元以上判有期徒刑５年以下。其实行贿者具有更大信息优势，更容易隐瞒犯罪。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很少受到严惩。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生龙认为，将这样的司法“潜规则”继续延用于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不合适，因为打击商业贿赂是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主要目的，而在商业贿赂犯罪活动中起积极主动作用的多是行贿方，所以如果只注重打击受贿者而轻视对行贿者的追究，那么我们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专项斗争便难见成效。

　　沿用这一司法“潜规则”，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于放纵了行贿者的行为，可能致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地行贿。“因为医药销售代表、工程承包商等行贿者一旦被司法机关调查，他们就以提供医院领导等受贿者犯罪的证据作‘交换’而最终免于刑事追究，之后他们基于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等诱因又可能继续进行商业行贿。”李生龙认为，“如此恶性循环，打击商业贿赂就像割韭菜，割了长、长了割。”

　　商业行贿者应重点打击

　　山东某医院纪委书记认为：“现有的医药流通体制不改，反商业贿赂行动并不能治本，即使能在医院内形成打击商业贿赂的氛围，让医护人员的不端行为有所收敛，但会不会转入‘地下’，以更隐秘的形式出现，就不好说了。”

　　现行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得医生和医药销售方有着内在的利益联系，直接促使行贿和受贿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特色”的医药代表制度，则完全背离了学术推广的初衷，陷入扰乱市场的境地，危害医药市场的正常秩序。正如山东的药品经销商李先生所说：“目前整个医药销售行业还没有学会不贿赂生存，不给回扣一个药厂就要死掉。”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