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公开歼-10研发的资料里，有一个单位的名字不断闪现。这就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旗下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是歼-10的主要设计单位，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就属于这个研究所。而进一步开发出歼-10双座型的总设计师杨伟，更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所长、总设计师。

　　1970年成立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共有职工2000人不到，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就有1400多，而其中40岁以下的更是达到了1100人。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研究所，一个年轻的团队，在为造出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与战斗力的飞机的科研工作中出了一份巨大的力量。

　　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尽述所有为之奋斗的年轻人们的故事，但谨以有限的文字，向这些默默“战斗”着的英雄们表示崇高敬意。

　　一封家书

　　“爸爸，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得对您说。我决定毕业后攻读所里的定向培养研究生。这与原定计划不同。在这里，我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最新的研制设备，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

　　这是一封也许很普通的家书，写信的日子早在1990年的某一天，下面的落款显示这是一个叫朱谦的年轻人，他在信中试图向父亲解释自己刚刚做出的新选择。

　　在生命的前半段，占据朱谦理想第一位的是“成为陈景润式的科学家”。奈何1984年高考，阴差阳错地与他心爱的专业失之交臂，而被航空院校西北工业大学录取。惆怅的情绪一直持续到1988年朱谦被学校派到成飞所做实习生，就在那里，他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国家正在全力研制一种新型歼击机。朱谦按捺不住激动，全身热血沸腾。

　　“航空领域隐藏着巨大的机遇，每一个有志气的人都希望在这样有意义的事业上留下自己的努力。”朱谦人生的第一个节点，就此选定。而和他一样选择的，岂止他一个呢？

　　712工作制

　　对成飞所的很多人来说，加班，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概念，任务紧张，日夜不分地在办公室里工作，成了一件如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

　　2001年的冬天，当时所里一个设计任务非常紧张，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黑夜”的概念早已不存在。他们自发地实行了“611”工作制，即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后来又慢慢地发展到“711”、“712”，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亮到深夜，甚至持续到清晨。新分来的年轻人，也玩儿命似地干，总是要领导去赶，才肯离开。

　　有位女设计师叫王雅琪，有段时间里，她哭了两次。当时，她承担着好几个进气道框及前设备舱地板的设计工作，任务完成期限快到来的时候，她急哭了，可擦完眼泪她又没日没夜的干。

　　好不容易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一个消息传来，由于飞机外形的变化，小王已经完成的工作全部化为无用功。想想自己如此的努力却都白废，王雅琪又大哭一场。可到了第二天，擦干了泪水，她又接了新任务从头再开始。

　　我只亏欠家里人

　　对结构室的熊建军来说，每到冬天，他都会记得好几年前的那一幕。当时，他请探亲假回家，看望瘫痪在床的父亲。因为牵挂着所里的工作，熊建军只待了不到两天，就赶回成都。

　　谁料这一别，竟成永别。他再也没机会见到父亲的面了！他离开后不久，家里发生了火灾，年迈的父亲由于瘫痪在床，没能逃出来……再次赶回村里，看着一片焦黑、瓦砾无存的火灾现场，这个朴实的四川男人，泪水无声地流下来。

　　“小时候家里穷，是父亲卖菜、打斗笠到街上去卖，才让我有钱念书，长大成材。没能接父亲过来享享福，是我最大的遗憾。”熊建军说。他的遗憾也许与工作有关，但正是为祖国设计新飞机的使命感，让他把遗憾深深埋在心里。

　　还有年轻的妈妈设计师吉芬，家庭住处舒适、敞亮，可为了保证发图时间，她带着保姆、抱着孩子，住进了所里狭小的小单间，一住就是半年；另一位叫巨伟的妈妈，则带着5岁多的孩子每天工作到凌晨5点多。

　　还有另外一位设计师顾伟，几乎能把所里战斗机设计资料倒背如流，但他却记不住女儿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那年正值女儿高考，爱人甚至要通过同事的电话，才通知到他：“女儿要填志愿了！”

　　……

　　成飞所的每一个设计人员，都因为工作而亏欠了家人，可他们却从来不曾亏欠过祖国交给的任务。飞机上天后的呼啸，是对他们最响亮的一句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