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

　　近日，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

　　他在书中昭告天下，请人们把他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摘冠：渴望搬掉“三座大山”

　　这样的“三辞”，不是作秀，并非虚伪，而是季羡林自谦和清醒的体现。他对自身有中肯的评价——自己虽然从小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都没有继续研究，后来又专治其他学术，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自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这也不是季羡林第一次“请求摘冠”了。早在2006年1月，当季羡林的《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出版时，季老学生、该书主编梁志刚就透露了一桩内幕：文集前言的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终身教授”等字眼，但在正式出版前却被删去了，因为季老看了这些非常不高兴。

　　季羡林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

　　季羡林治学半个多世纪，学贯中西。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却从不以名家学者自居，常年一身旧中山装，一双布鞋，数十年如一日。因为这身打扮，他常常被误以为学校的校工。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把他当作校工，请他照看行李，他慨然答应。等到开学典礼上季羡林登台讲话，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

　　季羡林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羡林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羡林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求学：幸运农家子屡遇名师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母亲，到济南随叔父读书，他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改变。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季羡林旁听了许多大师的课。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对他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他印象最为深刻。他还旁

　　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有一次他还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请”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季羡林以四年全优成绩大学毕业。1935年，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

　　“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羡林，要把平生的绝学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的古代中亚语言，全世界约有不超过三十个人懂得这种语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他头顶上飞机在飞，机声隆隆。他肚子里饥肠雷鸣。他是乐此不疲。”此中情趣诚非外人所能理解的。他把学术作为他第一生命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治学：勤奋成就学术高峰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点多，季羡林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古人曾用闻鸡起舞来形容勤奋吃苦的人、而季羡林恰如其分。

　　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

　　翻译工作历经十年，1983年，一百万字的《罗摩衍那》终于出版，中国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季羡林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文革”，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季羡林在《罗摩衍那》译后记中说：“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受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当他不得不参加一些空话废话居多的会时，季羡林就在会前、会后甚至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

　　1983年，季羡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残卷。此前，见过抄本的人看不懂书中的一个字母。那是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多的一个吐火罗文资料。七十多岁的季羡林用了十多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终于，季羡林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四十个国家六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恋情：曾经那一段刻骨铭心

　　年过九旬，让季羡林怀念的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季羡林、婶母老祖与爱妻彭德华３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彭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比我大４岁。她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青年时代是在艰苦中度过的。”

　　１９９１年，８０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５０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异国恋情。

　　在德国时，与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和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据说，近年来，有人在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以后，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竟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独身至今。

　　伊姆加德给季羡林寄来了她８０岁的照片，而且桌子上仍摆放着当年她打字的打字机。但这时年轻美丽的姑娘已变成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而接到她的照片时，季羡林也是９０老翁了！他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