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般的轰鸣声划破西北大漠上空，一架架歼－10飞机突出云层，排成战斗队形……

　　200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视察空军某部时，亲切接见了空军某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称赞他“你的事迹很突出，也很感人。你不愧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新型高素质试飞员，不愧是我军飞行员的优秀代表。特别是你牢记使命、为国奉献的政治觉悟，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临危不惧、勇攀高峰的英雄气概，值得全军学习。希望你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祖国为人民为军队再立新功！”

　　挑战世界级“空中禁区”

　　“开最新型的飞机，做最惊险的动作，出最有分量的结论”，李中华所在的中国空军某试飞团，担负着所有国产战机科研试飞的重任。著名试飞英雄滑俊、王昂、黄炳新就出自这个英雄团队。

　　１９９１年，当李中华以全优成绩毕业于中国试飞员学校时，海湾战争向世人又一次展示了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空军某飞行学院双重学历的李中华，在这个时候担负起中国新型战机试飞重任的首批试飞员之一。

　　大漠冬日，歼－１０飞机进行低空大表速试飞。这一科目的风险在于，飞机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颤振，并在２秒内解体，试飞员根本不可能跳伞求生。前苏联在米格－２１、米格－２３、苏－２７等飞机试飞中，仅在这一科目上就损失过多位试飞员。

　　李中华同样遇到了挑战。在一次次试飞中，危机一次次显现：

　　飞机前起落架护板严重撕裂；

　　机翼前缘铆钉被强大的动压吸出；

　　飞机油箱渗油……但，这还没有达到飞机的最大设计值。

　　如果不能在空中发现飞机的缺陷和检验飞机的极限，歼－１０飞机就无法早日装备部队，捍卫祖国的空疆。在生死极限挑战面前，李中华一连飞出了歼－１０飞机的６个第一：最大飞行表速、最大动升限、最大过载值、最大迎角、最大瞬时盘旋角速度和最小飞行速度……

　　统计表明，在歼－１０飞机试飞中，李中华６５％的时间内飞的都是风险科目。而在他２２５０小时的飞行中，曾２０次空中历险，其中５次经历重大险情。

　　“与飞机的灵魂共同飞翔”

　　从美国的Ｆ－１６、俄罗斯的苏－２７，到法国的幻影－２０００，这些实现了计算机控制的先进战机，都在试飞阶段发生过机毁人亡的惨剧。而采用同一设计理念的歼－１０飞机，却在试飞中

　　创造了一架未损的奇迹。

　　歼－１０飞机试飞总设计师余俊雅说：“李中华他们不是机械、被动地试飞，而是完全掌握了飞机的灵魂。”

　　２００２年５月６日，试飞中的李中华发现飞机液压表指针有极轻微的向下摆动。虽然地面监控系统告知一切正常，但他还是嗅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息。

　　李中华立即返航，并在９０００米的高空放下了起落架——按常规，这个动作要在几百米的高度才能进行。仅仅一分钟，闪烁的告警灯便印证了他的预感。在距机场２０公里时，飞机液压表指针已指到“０”——如果不是他预先放下了飞机起落架，此时就放不下来了，结果只有坠毁。

　　现代战机呼唤全新的专家型试飞员。１９９３年深秋，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迎来了李中华和他的两位战友。短短一年内，他们就掌握了所有试飞理论和两个机种、六个机型的驾驶技术，成为我国首批国际试飞员。

　　李中华等人的学成归来，极大地推动了歼－１０飞机以及其他新型战机的试飞进程。

　　采用国际通用的库伯·哈伯方法评定试飞等级，引入ＰＩＯ敏感等级，把试飞战机的飞行参数、战技指标、性能做成图表，绘制出试飞曲线……可以“飞出与计算机模拟一样完美的曲线”的李中华，迅速成为飞机设计和试飞专家眼中“会飞行的工程师”。

　　１９９７年，李中华第三次来到俄罗斯。这一次，他要征服的是被国际航空界称为“死亡陷阱”的顶级风险科目：失速尾旋。

　　“就是飞机打着旋，像树叶一样往下掉。”３０年来一直从事尾旋研究的试飞研究院研究员李树有解释说，这是飞行员最可怕的梦魇，而征服它，是世界顶级试飞员的标志。

　　８００转，６００转，３００转……随着发动机转速的降低，李中华迅速关闭限制器，断开飞机电传操纵系统，把机头拉起约２０度时，猛地将驾驶杆抱在怀中……

　　地面上的人们看到，高空中的飞机像眼镜蛇一样高高地扬起机头，竟超过１１０度！

　　“眼镜蛇机动”——李中华完成了这一令世界顶级飞行员梦寐以求又胆战心惊的超级动作。

　　鹰为蓝天而生

　　１９８９年，２４岁的李中华做出了重大人生选择：做尚在设计中的新型飞机的试飞员。

　　作为中国空军首批１２位双学士飞行员之一，提前晋升飞行中队长的李中华有着看得见的光明前景。然而，一种飞得更高的梦想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进入了试飞这一充满风险更充满创造的领域。

　　如同研制歼－１０飞机需要中国航空业做跨越式起跳一样，摆在李中华这代试飞员面前的一切，同样需要跨越。

　　国外研制新型战机，新品采用率通常不超过３０％。而歼－１０飞机新品采用率却大大高于这一比率。

　　由此而成倍增加的风险对于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对计算机控制这样全新的技术，却不是仅靠勇敢就可以征服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４日，李中华和李存宝驾驶变稳飞机模拟歼－１０飞机起飞着陆时的飞行控制率。如果试飞成功，这将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第一次使用电传操纵系统着陆而被载入航空史册。然而，在降至离跑道只有１米多高时，飞机突然发生意外震荡。

　　着陆后，李中华不顾厂方为这历史性的一天所准备的庆祝仪式，直率地提出飞机操纵起来过于敏感，建议设计者至少将纵向增益减少三分之一。

　　设计人员却认为操纵灵活正是这种飞机的优点所在。

　　“不能因飞机的机动性能而增加无谓的风险！”整整两天，从飞行曲线和飞行参数论证到地面模拟实验，李中华最终说服设计者将增益减少了４０％。

　　“一旦这项技术指标固化到生产流程中，设计缺陷就将埋下飞行安全的后患。”试飞研究院副总设计师于志丹说，这样一种固执的表面下，是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肩头上这沉甸甸的责任，在一类风险科目大迎角特性试飞中，本来计划３０个架次的试飞，李中华通过对科目的重新编排，只用１７个架次就完成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由他倡议建立起的信息化引导系统，使放飞能见度标准降低了２公里，试飞团全年飞行时间比原来增加了７０天。在他那挑起了当代试飞员神圣使命的肩上，也披满了党和人民给予的一项项荣誉：全军首届“十大青年爱军精武标兵”，空军功勋飞行员，“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２日，李中华作为三军将士的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走上了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大会的主席台——铿锵有力的誓言，展示着红军传人的豪迈，也让人们仿佛感受到这位勇敢的中国试飞员所托起的那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