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加入全球“重述神话·中国卷”的小说《后羿》首发可谓图书订货会的一个文学焦点。记者们不仅关注他的新作，也关注他对目前文学界热点话题的观点。

　　

　　记者：你写作《后羿》很快，写完也已经很久了，你现在还喜欢它吗，它在你目前的所有作品中处于什么位置？

　　叶兆言：事实上，《后羿》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写作的作家，很少去想，写完之后，当别人夸奖我的作品时，我会有点得意，当别人攻击它时，我会有点悲伤。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以后还有没有稿费，我渴望能源源不断地写下去。    

　　记者：恋母以及姐弟恋、婚外恋这些元素都被放进这部神话中，你在写作初始是否不自觉地考虑到这是一个全球项目，不仅有中国的读者要读。

　　叶兆言：在西方人眼里，即使你用的是英语，你仍然是个东方人，来自第三世界。为西方写作是一个伪命题。我写的神话，当然是给中国人看的，你说的那些元素，无论是在远古的神话时代，还是在当下，都在发生。

　　记者：作为先锋作家，早前以“怎么写”规避了“写什么”的问题，余华的《兄弟》，苏童的《碧奴》似乎与之前的作品相比都呈现出了极大的通俗性，却多遭到诟病，你是否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叶兆言：“怎么写”和“写什么”从来都是重要的，根本分不开。有人为了说事方便，硬将它们分开来说，结果就引来攻击。我从来不觉得通俗性有什么不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通俗的，又有什么不好呢？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应该有的话题是，通俗得够不够，好不好，而不应该是简单地以通俗来论成败。    

　　记者：李敬泽在点评2006年中国原创小说时用了“全面溃败”四个字，他认为随着引进版的日益快速，中国作家四面楚歌的现实会愈来愈严峻。

　　叶兆言：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处境是不重要的。好，他得写；不好，也得写。这不仅仅是以不变应万变，艺术遭遇窘境是很自然的事情，写作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没有挑战，哪来的好作品。    

　　记者：你怎么看待2006年韩寒、顾彬、残雪质疑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

　　叶兆言：我知道，很多人都对当代文学和作家失望，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德国人顾彬的批评便引来一片叫好。我不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像大家说得那么不堪。有人非要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好，那只是不读书不比较的错觉。当代中国作家所做的努力，将文学往前狠狠地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事实。把不好的作品称之为经典，这是有眼无珠，但是把那些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统统很小资很愤青地说成是垃圾，多少有失厚道。            

　　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