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回生的回忆开启于20年前的这个时候。尽管当时他在火车上已经工作了20年，可那几年刚刚启动的民工潮还是让他束手无措。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面对一个个想努力挤进车里的民工，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他说，民工流大规模袭来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空前的人流似乎要把火车的每个缝隙都占满了。

　　“很多时候人多得列车门都没办法开，我只好把老人和孩子一个个通过窗户递进去。”黄回生说这些的时候，笑了笑：你知道么，那几年的春运几乎让我们每个列车员都练就了爬窗户进出列车的好身手。

　　“说实话，10多年前，你在火车上经常可以看到民工哭，他们坐一次车就伤一次心啊。苦累不说，那时候，他们口袋里没有钱。杭州去贵阳，卧铺车厢空无一人，硬座车厢却是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2天2夜，他们就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火车小桌板上出发时是什么样子，到站时也是什么样子，什么东西都不吃，干干净净的，他们吃不起啊。”

　　黄回生说这些的时候感触特别深。他说，10多年前，那些刚刚从贵阳等西南方向南下的民工们刚上火车的那一刻，表情都是一样的慌乱、紧张。他们背着扁担，带着干辣椒，把几百元钱藏在鞋底里，缝在袜子里，从家乡出来，不知道前方要到的那个城市，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那些年，贵州车也是所有火车中旅途综合征发生最多的车子。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到一个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春运开始了他们在大城市的闯荡。因为信息的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所以，在人挤人的火车上，缝在袜子或者腰带里的那几百元钱，成了他们唯一的资本。因为慌乱迷茫，他们只得处处设防，他们的神态高度紧张，他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对什么人都不信任，生怕随身带的钱被人偷了去。几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人的神经绷得太紧了，终于崩溃了。“那时候，我们在巡查的时候，经常会碰上这样的乘客，他们因高度紧张而出现幻觉。”

　　10多年来，发生在这些民工身上的变化确是显而易见。他们的行李越来越轻，他们的衣着越来越时尚，他们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强。他们懂得将钱先汇回家，他们有能力享受卧铺，他们有了手机，他们听着MP3，玩着GAMEBOY，他们回家的旅程越来越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新词汇、比如上网、比如美容、比如和谐，都出现在他们的话语里。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换取血汗钱回家的同时，也用他们的智慧和经历，在城市里学着慢慢成长。

　　于是，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看到的迷茫和无所适从越来越少，在城市的生活，让他们学会了坚强乐观，让他们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难怪，黄回生说，现在看他们，和20年前看到的他们大不一样。那时候，他们的身上一眼就能看出初出家门的烙印，而现在的他们，和身边的你我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