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彭埠镇敬老院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杭州仁爱托管中心”，30多个智力、精神残疾人在这里“全托”。这是个什么单位？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清楚。不过，几年下来，这些智力、精神残疾人的亲属倒“总结”了几条：肥胖的变瘦了，瘦的变壮了；“哑巴”说话了，要打人的变文气了，“懒汉”会挣钞票了。这块牌子后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记一个为残疾人家庭解“身后之忧”的老人

　　■本报通讯员 田中人 本报记者 戎国强

　　

　　■盼来“尚方宝剑”

　　早在2001年，杭州市的几位智力、精神残疾人的亲属凑在一起商量：自己的残疾孩子，眼前没有人照顾，将来自己去世后，谁来供养他们？要知道，智力、精神残疾人，是残疾人当中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一群。如果有一个社会机构来管他们，家长就能放下“身后之忧”了。可这在当时还是一个空白。那么，能不能自己来办呢？其中一位智力、精神残疾人的亲属，已经退休的邵老师自己掏钱买了火车票，到北京等地的福利机构去取经，为开办托管机构做准备。在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指导下，邵老师等人又成立了智力、精神残疾人亲友协会。但开办托管机构的困难还是很大。2002年4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来浙江调研残疾人工作，在杭州与残疾人及亲属座谈，当面肯定了邵老师提出的办托管机构的想法，说可以用“民办公助”这个办法嘛。邵老师后来说邓朴方给了他“尚方宝剑”。从此，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教师，走上了一条奔波之路。

　　先是找房子，邵老师等人先后到过转塘、笕桥、西湖区的杨梅岭村等，总有十多个地方。为了节省费用，大热天，他们舍不得坐有空调的出租车，不管路多远，都是坐公交车来去。最后，他们在彭埠镇敬老院租到了房子。

　　需要说明的是，邵老师自己的儿子残疾程度较轻，还能帮妻子管报刊亭，不需要入住托管中心。有人就问邵老师，你这样吃力又何必呢？邵老师说：“所有残疾人都是同命运的人。我的儿子不住进来，不等于我做的事跟他无关。如果我们的努力能促进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关爱，能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环境，对我的孩子不一样有好处吗？”

　　■“讨”来的托管中心

　　找到了房子，装修要花钱。有关部门拨给的补贴不够，邵老师就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去讨，哪怕只讨到一两千块，邵老师也高兴得像发了财似的。

　　就这样，一个65岁的老人，不管刮风下雨，不论寒冬酷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东奔西跑……

　　房子装修好了，邵老师又去讨床铺，讨桌椅橱柜，讨的水平越来越高，后来还讨来了空调。邵老师上门讨过的单位有一大串：浙江长城建设集团、浙江水电学校、杭州东部软件园、杭州新型材料建筑设计院……他们被邵老师感动了，也对这个特殊的残疾人群体充满了同情。

　　装修完了一算账，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几万元补贴，残疾人亲友的捐助都用进去了，还欠装修单位材料费、人工费将近10万元。时任杭州市副市长、市慈善总会会长马时雍知道了，就从慈善总会拿出了8万元，邵老师又从别的单位讨了一些，填平了这个亏空。就这样，国内独此一家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托管中心就这样开张了，取名“仁爱托管中心”。

　　为了能把托管中心维持下去，邵老师精打细算过日子。当初邵老师外出考察、取经，花了1000多元住宿费、交通费，邵老师不肯报销；托管中心办起来的第一年，邵老师一分钱报酬也不拿，经智力精神残疾人亲友协会成员的说服，邵老师从第二年开始拿“工资”了：650元，是所有工作人员中较低的。

　　■“仁爱”创造了奇迹

　　有精神障碍的大雄（本文残疾人均用化名）3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连大小便也管不住。托管中心就对他实行“人盯人”，负责照看他的工作人员不时问他要不要上厕所，他不回答，只好过一会儿就带他上一次厕所，三个月后，他终于会自己上厕所了。父母来托管中心，看到儿子的变化，流着泪说：“我们父母都做不到的，你们做到了！”

　　50多岁的阿娟病退后，心情郁闷，很少说话，整天躺在床上发呆。家人因忙于工作、生意，也没怎么在意。后来阿娟甚至失去部分记忆，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家人才觉得事情严重，把她送到“托管中心”。托管中心的集体生活，解除了阿娟的孤独，上课、做操、劳动，有规律的起居，工作人员有意与她聊天……半年后，阿娟开始说话了，后来会帮别人洗衣服了。家里人来托管中心看她，她竟然会向工作人员作介绍！家人又惊又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为祝贺阿娟的康复，她的儿媳妇特地邀集亲戚，到酒楼里摆了一桌。

　　小安有精神疾患，进托管中心前，整天在外游荡，只有吃饭、睡觉才回家，家人送他来托管中心，是为了有个地方“关”他。托管中心看他手脚还灵活，就让他多做体育锻炼，带他到附近的夏衍中学操场上教他跑步、跳高、跳远。小安一跑到沙坑边上，就停了下来，不敢往里跳。工作人员就跳给他看，还在沙坑蹦跳几下，让他知道没有危险；但他还是不敢跳，“教练”只好拉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跳，最终把他“骗”进了沙坑……去年上海举行特奥会国际邀请赛，小安代表杭州去参加比赛，脖子上挂着田径银牌、铜牌回来了！他的跳远照片还刊登在《文汇报》上。他妈妈给托管中心送来锦旗，还带小安回东北老家去探望他舅舅，让亲友一起分享喜悦。现在，小安会认字、写字，还会制作绢花、糊信封。他妈妈说，儿子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些事情，对身体健全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要让这些精神、智力有残障的人有一点点进步，都要付出无数艰辛。邵老师不仅为托管中心的生存东奔西跑，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忙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有爱心，还要有耐心！记者采访邵老师时，他好几次强调，事情是大家做的，不要写我一个人。那些帮助过托管中心的单位、有关领导，邵老师都记得清清楚楚。

　　■爱心是治疗绝招

　　邵老师退休前是教政治课的，他通过自学、向人请教如何护理精神、智力残疾人。

　　为了“哄”这些病人参加体育锻炼和劳动制作，他用奖励的办法激励他们，还给他们发“工资”。工作人员与患者阿根聊天，他说自己一生只能在医院度过，没有前途，心情很悲观。邵老师就叫他当寝室长，他打扫寝室卫生，叫室友按时起床，做得很像样，就给他评上“先进”。现在他整天笑嘻嘻的，好像换了一个人。

　　五十岁的阿生在家从不干活，到托管中心一年后，学会了糊信封，得了20多元“工资”。中心把他姐姐请来，她表扬弟弟说：“我阿弟有生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赚到了钱！”从此工场间成了阿生最喜欢去的地方，经常问工作人员要事情做。

　　用爱心、耐心对待智力、精神有残障的人，一天两天是不难做到的，但是几年里头每天每时都这么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仁爱托管中心的员工们做到了。来这里托管的智力、精神残疾人，很多都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己料理的，有的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裤子，工作人员总是不厌其烦给他们擦身子、洗脏污的衣物。

　　有一次，托管人员韩某发病，炊事员黄师傅没留意，被他打了一个耳光。韩某的父母知道了，心里过意不去，买了苹果香蕉来给黄师傅陪不是。黄师傅说，这不能怪他，他本来就是有疾病才到这里来的。黄师傅让他们把水果拿回去，他们放下水果跑了。第二天，黄师傅用这些苹果香蕉做了水果羹，给托管人员当点心。

　　■想找个大一点的房子

　　渐渐地，知道仁爱托管中心的人多起来了，有从浙江省内的宁波、嘉兴、黄岩等地来参观取经的，有香港、大连等地的同类慈善机构来参观交流的。2004年5月，中残联组织的采访团前来采访报道……

　　邵老师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节，年初一一大早，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带着市里的干部来到托管中心。王书记握着邵老师的手说：“你做的事情，本应由我们政府来做的！以后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好了！”邵老师说，当时听王书记这样说，他心里一热。市委书记说这句话，说明杭州的残疾人事业大有希望。果然，去年年底，杭州市在确定2007年要办的20件实事时，把建设公办的智残人托管中心排进去了。这是让邵老师最高兴的，因为困难残疾人的终身托养终于有了希望，很多家庭可以放下“身后之忧”这个沉重的精神负担了。

　　去年，杭州市智力、精神残疾人亲友会被中残联评为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仁爱托管中心”残疾人托养方式被省残联有关部门称为“杭州模式”。

　　在各种来参观的人当中，邵老师最怕接待智力、残疾人的亲属，因为他们想把自己家里的病人送到这里来；有的甚至第一次来就把人也带来了。可是仁爱托管中心床位有限。拒绝他们吧，实在不忍心，收下来吧，让他睡在哪里？

　　于是，邵老师又开始跑来跑去找地方了。前几天，邵老师刚刚去过滨江区的长河镇、余杭区的良渚。听说野生动物园那边有房子，邵老师又准备往富阳跑一趟。他想找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可以住下50多个人，有教室、工场间、活动室，有户外活动场地，而且租金还不能太高。邵老师说，因为省、市残联等部门每年都拨给几万元，差不多可以收支平衡。但是，支出稍微大一点，他们就受不了。所以他平时有空就要算账，看超支了没有。不过，邵老师的“私家车”还是有了改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

　　邵老师成天在外面忙，他的老伴很理解他，支持他，从来没有抱怨。最近看到邵老师又东奔西跑找新地方，老伴忍不住问他：“你已经70多岁了，打算干到什么时候？”邵老师一下呆住了，回答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最着急的只有一件事：找一处大一点的房子，多收几个人，帮那些无助的家庭分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