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读物现在很好销，于是不少出版社闻风而动，在短时间里，一本一本地推了出来，至于是不是戏说，是不是涉及抄袭，是不是信口雌黄，则不去顾及，让人不得不怀疑这种出书的动因并不是为了对历史、对读者负责。

　　比如，有一本《读人与读史》，内有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有关章节，编著者居然说：“戚继光……也有很多后世所叹息的并不光彩的‘出身’。” “为了实现自己能够举兵打仗、抗击倭寇的愿望……他做了一个行贿者。” “明朝中期奸臣严嵩独裁弄权，卖官是他的拿手好戏，谁想当官，谁就得给严嵩行贿。” “戚继光能被重用，委以抗倭重任、行贿也起了很大作用……”

　　去年9月，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明朝十讲》，在谈到“海疆守卫者戚继光”时，编著者也持此说。

　　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有个最基本的客观态度，那就是起码要摆出足够的证据，用事实、用史料来说话。这两本书的编著者言之凿凿戚继光是向严嵩行贿买官，那么，戚继光是在哪一年向严嵩行贿的，行贿多少，买了个什么官？他去抗倭也是行贿得来的结果，又有何史料来证明？

　　严嵩是明朝嘉靖时代的大奸臣，特别是在65岁出任内阁首辅后，阴险狡诈，嗜权酷贪，无恶不作。然而，严嵩坐稳首辅宝座时，戚继光已经22岁，早已“当上了官”。戚继光的先祖曾随朱元璋打天下死于战场，朱元璋给了戚家可世袭的“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四品官位。戚继光在山东蓬莱农村长大，戚父虽将门之后，也出任官职，但一生清贫，家徒四壁，在病重时让不满16岁的戚继光进京去办袭职手续。而此时戚家没有什么余钱，戚父卖掉房子凑钱给儿子作盘缠赴京。戚继光拿着登州卫开具的袭职文书，长途跋涉，进京后先是接受“弓马娴熟”的考试，然后还要进行武艺比试，比试科目是骑马越墙、越沟、射箭、马上使枪、马上与人对刺等，凡比试不合格就得过两年后再考。比试合格戚继光去兵部办理手续，兵部发给袭职证明，戚继光凭此转回山东赴卫所任职。明史上有“自十六龄而出仕勤劳王家”之句可证。这时候的严嵩是礼部尚书，还管不到兵部的事，即使刚当上大学士，还不是首辅，手也无法伸得很长。再说一个不满16周岁的农村青年也没有这个可能到权贵严嵩家去送钱(他也没有这个钱)买官，且戚继光也没有必要去买官，因为他的“官”是世袭到的，即不需要去买就稳有的。

　　戚继光从戎后，尽职尽责，21岁时逢保卫京师的战斗，他写了御敌方略，引起兵部的重视，方略被刊刻出来发给将士学习，因而闻名于朝廷，被记录为将才，受到不少大臣将士的夸赞。22岁戚继光率兵连续3年戍守蓟门，被推为中军指挥官。25岁时倭寇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戚继光被多名将领推荐，晋升为“署都指挥佥事”，准备与倭寇开战。这以后他不负众望，身经百战，转战鲁、浙、闽、广，战无不胜，“一时名将无出其右者”。到他34岁晋任为总兵，即有可能与严嵩面对面时，严嵩已经垮台。

　　自身的文韬武略，加上海防紧张的斗争形势，使戚继光大有用武之地，灭倭的才干有了充分的发挥。明朝的武将是受制于文官的，戚继光刚出道时，还沾不上严嵩的边，严嵩也还看不上一个低级的小士官。戚继光大鹏展翅剿倭寇时，管他的是兵部尚书谭纶等人，谭纶对他格外器重与保护，“名与实符，识与才合”，因此戚继光根本不需要也无暇去走严嵩的门子。严嵩败之时，戚继光仍然还在福建、广东等地为剿灭倭寇日夜奋战，“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所以，说戚继光是买官，是通过向严嵩行贿才能去抗倭立功、得以实现报国宏愿，恐怕是一种于史无知、于论荒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