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堪称“选秀年”，全国有50多家大小电视台燃起五花八门的“选秀”烽火：“梦想中国”、“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全家总动员”、“活力宝宝”乃至“魅力大妈”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好不热闹。

　　这一貌似“群星灿烂”的社会文化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多赢的娱乐模式：电视台提高了收视率，电信运营商获得了理想收益，而个性张扬的选手则得了一个展示舞台。然而，从社会角度看，选秀节目并没有多少正面意义，其正面意义最多也只是满足了一些人的自恋和虚荣。没有任何文化现象是纯粹偶然的，“全民选秀”暴露出一种社会心态：不需要十年寒窗，不需要勤勉实干，只要把握住所谓“机会”，就能轻松地“一举成名”。选秀节目与社会转型期浮躁心态的某种暗合，其负面效应是一种误导。主办者把选秀活动爆得大名的个别例子拿出来大肆宣扬，打出“想秀就秀”、“只要你来就能成功”的口号，给观众最直接的信息是“一举成名、一夜暴富”，挣得个钵满盆满。社会心态本已够浮躁，媒体还在为这种浮躁推波助澜。对“一夜成名”的过度渲染，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心智未完全成熟、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在不知不觉的娱乐声中，产生一种走捷径的思想，整天做着明星梦。

　　热衷秀自己的选手们动机很多，有的仅仅是为了娱乐一把，有的是因为压抑后的总爆发，有的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能够一举成名。各类选秀节目爆出的“偶像”，其“偶像”含义最多也只是亚文化形象。“星空舞状元”的“菊花姐姐”，还有“我型我秀”选出的人气王师洋，在许多公众眼中，象征着不具备偶像气质的偶像，是电视亚文化土壤上的“反偶像”。面对镜头这些“敢秀”的表演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千奇百怪、光怪陆离！令人望而生叹，成为低俗艺术的一个符号。“超级女声”模仿的就是“美国偶像”，但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选秀节目在公众眼中仅将它看成是娱乐形式之一，而不是获取名利之阶梯。

　　文化产品绝大多数都具有商品属性，应当进入市场，然而文化产品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同于物质产品。市场选择的不一定是好东西，所以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文化产品的高雅和低俗。

　　媒体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收入无可厚非，但不应仅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沦入媚俗。媒体担当着引领大众的社会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传承文明和人文教化的功能，需要一种坚守。如果一味跟风推出“全民选秀”这样的节目，热衷于鼓噪“超女超男”之类的亚文化形象，我们就很难引导青少年的心灵朝向雅文化与美。对于“选秀活动”，一方面大众要冷静，另一方面媒体要自律，选秀节目本身，更需要规范化，注入一些更积极上进的因素。    

　　据《深圳商报》

　　媒体担当着引领大众的社会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传承文明和人文教化的功能，需要一种坚守。如果一味跟风推出“全民选秀”这样的节目，热衷于鼓噪“超女超男”之类的亚文化形象，我们就很难引导青少年的心灵朝向雅文化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