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民工,为了生存,背井离乡来到城里。写这个《民工档案》,只是想把民工的酸甜苦辣真实地告诉大家。《民工档案》算不上小说,只是琐碎地记录了一些农民工在生活、工作、感情、婚姻、家庭……这些问题上的故事。”
——《民工档案》开篇语
毛爱琴,38岁,龙泉人。2001年,她和丈夫外出打工,现在丽水市一家沙发厂做裁皮工。6年多时间里,毛爱琴在工作之余,拿起笔,不断地写自己的生活,写工友的故事,写她的同事、朋友对她诉说的经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毛爱琴在工友们眼里,是一个大作家,是可以说出他们心里话的“老毛姐”。
毛爱琴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作,从19岁至今,她已经写了《红月亮》、《滚滚红尘》、《梦兰》、《下岗农民》、《疯狂》、《一生100天》等十几部小说,共几十万字,书稿放满了整整一箱子。
最近,她又在写一部以民工故事为单元的小说——《民工档案》,现在已经完成了两篇。她说,小说里的民工,既有她自己的影子,也有各位工友的影子。
■本报通讯员 蓝义荣 叶海林 本报记者 李冠男
她的头上沾满毛絮
在丽水市开发区的一家沙发厂里,记者见到了毛爱琴。她刚从车间出来,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半旧棉袄,系着围裙,衣服上、头发上沾着很多皮屑和毛絮。“快过年了,这几天厂里都在加班赶活。”毛爱琴拍了拍身上的灰,说,她已经跟厂里领导请好了假,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好好聊聊。
毛爱琴是沙发厂的裁皮工,她的工作是按要求把整张的皮革裁剪成特定的大小和形状。这个工作她已经做了6年,是厂里的熟练工。“我以前是个靠山吃山的农民,从来都没想过会离开大山。”毛爱琴说。
2001年,老家下了场大雨,山体滑坡,家里的房子没了。我家那个村在一个背山的偏僻山头上,十几户人家,因为田少,大家都是租田种。房子被大雨冲毁后,我心里空落落的,既担心第二年租不到田种,又伤心,大半辈子过去了,一个农民连田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儿子又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和一身的债,下山找到丽水一个亲戚,开始打工挣钱。
这段经历,被毛爱琴后来写到了她的小说《下岗农民》里,在她的《民工档案——杏》里也有体现。
毛爱琴将记者带到家里,打开一个木箱,里面装满了厚厚的一叠叠书稿。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发表这些东西,我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有感而发,想写出来。我就想说一说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
好多情节来自亲身经历
创作来源于生活。在毛爱琴的多部小说里,许多故事情节都是她的亲身经历。
我初中毕业后当过3年代课老师。在我代课期间,亲眼看见许多孩子想读书却没钱读书,看着他们哭着离开学校,我的心里很难过,也想哭。我19岁的时候,就以这段经历为主题,写了第一部小说《红月亮》。
毛爱琴的老家在龙泉石华坑村,十分偏僻,早在10年前,那儿的村民因无法忍受大山的封锁,自发异地搬迁,但搬迁后又因无地种、无山养而再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她舍下90岁的奶奶和70岁的父亲,与丈夫外出打工谋生。父老乡亲背井离乡却依然无法改变贫穷命运的痛苦,如针般刺痛了她特别敏感的心,她由此创作小说《下岗农民》。这部小说掀开了社会另一层面的立体现状及其散发的顽强的生命状态,给人心灵以强烈冲击。
我和其他民工的故事,在这个群体里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在这个群体中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不相信。我将这些经历写出来,不是刻意去描述这些不为大众所熟悉的层面,只是希望有人关注它,并能从中得到积极的信息。
为了《疯狂》经常流泪
出来打工这几年,很多工友都会和我聊起他们自己的经历,痛苦的,无奈的,都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我每次听完故事心里都很沉重,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他们。他们听说我写过小说,希望我也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虽然他们也知道,即使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生活还是毫无帮助,但毕竟会有更多人能理解他们。所以,我就开始酝酿写民工小说。
以民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疯狂》写了一年多,毛爱琴也痛苦了一年多。她坚持写作近20年的习惯也因为《疯狂》而打破了。
以前每写完一部书稿,我都会从头整理,誊抄至少两遍,再装订成本。但这部《疯狂》写得我很痛苦,经常流泪,到写完收笔那天,我大哭了一场,小说里的故事,大部分也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很为我们的遭遇难过。写完后,心里的压力没了,但是又觉得空空荡荡的。2006年11月,《疯狂》完成后,我一直没有整理,现在仍是草稿,我怕回头再与那些痛苦相遇。
在写作中找到坚持的信念
在丽水打工的6年多时间里,毛爱琴还相继写了《梦兰》、《下岗农民》、《一生100天》等几部民工题材的作品。她写下的数十万字,从来没有发表过。
我写这些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发表,一是投稿需要花钱,最起码也要一笔邮寄费吧,这笔钱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二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东西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写得不好,没达到发表的水平。
我一直坚持写作,是为了工友对我的信任,为了自己的承诺。况且,这么多年来,写作也早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是我渲泄情感的一个渠道。就像有人累了想听听音乐喝喝茶一样,我能在写作中放松,找到自己想坚持的那份信念。
就因为这份信念,毛爱琴去年年底开始着手写《民工档案》。至今,书稿已经写了两个人物:杏和旺财,这两个人身上有许多她和丈夫的影子。写完这两个人物,毛爱琴也曾问过自己,为什么这个特殊的群体心里有太多的苦和无奈,她一直想找到一个可以关爱自己和他人内心的方式,但她仍毫无方向。
她写小说丈夫就看“哑剧”
说起自己写小说的经历,毛爱琴提到了一个人,她的父亲。
我爸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读小说。 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爸爸每次拿回一本书来,我们几个姐弟都要抢着看。通常谁都抢不过谁,于是我们姐弟几个就在爸爸的主持下,伏在堂屋的桌子上,四个脑袋挤在一起看。
但是,毛爱琴写作20年来,从来没把自己写的书稿拿给父亲看过,“其实他是知道我在写小说的,但没有说过什么,只是有时候他会怪我,赚得来钱的事情不做,赚不来钱的事情却要天天做。”虽然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类似支持她鼓励她的话,但每次她回家写小说,父亲都会给她把台灯扭亮一点,晚上给她披好外套,叮嘱她注意眼睛,才回屋睡觉。
毛爱琴的丈夫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妻子下班只要有点时间,就趴在桌上写啊写,耽误了家务活,他从来也没有更多的抱怨。
她其他的爱好都没有,就是喜欢写点东西看个书什么的。我文化也不高,但我觉得她做的事挺有意义的。她写起来很认真,为了不打扰她,我就把电视的声音关掉,看“哑剧”。
毛爱琴有一个12岁的儿子,李超尘,读小学六年级。李超尘喜欢妈妈的小说,看完了就催着妈妈快点写下一篇。他四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好妈妈》,就写了妈妈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事情。
妈妈写了很多故事,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有段时间,妈妈加班,有一个星期没有动笔。我就催妈妈:你怎么了,退出江湖了?看到妈妈又坐下来开始写了,我就倒上一杯水放在妈妈的手边,然后就替妈妈扫地擦桌子,我得让妈妈安心地写小说呀。
每年长假,朋友们都会出去转转,但毛爱琴几乎整天整夜呆在房间里写作。“写小说比玩有趣多了。虽然家里冬天冷死夏天热死,但是,只要一拿起笔来,我就什么都忘记了。”毛爱琴说。